在過去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中國都是諸多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器——尤其是那些有自然資源可賣的經濟體。本世紀初開始的大宗商品繁榮，推動了中亞、非洲、拉美國家的增長。

　　在金融危機漸行漸遠之際，全球經濟的一項最顯著特點是：中國已用一種新的方式，在事實上加強了與其它發展中國家的接觸。

　　過去兩年，中國已開始調用國內銀行所能獲取的一部分巨額流動性，提供給其它新興經濟體的企業與政府。

　　事實上，過去兩年里，中國政府的兩家“政策性”銀行向其它發展中經濟體發放的貸款，比世界銀行(World Bank)類似職能的分支機構發放的貸款還要多。這兩家政策性銀行的任務是支持政府的發展目標。

　　過去兩年，中國國家開發銀行(CDB)與中國進出口銀行(China Export-Import Bank)合計向發展中國家發放了至少1100億美元貸款，而世行主要貸款機構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BRD)與向私人部門貸款的國際金融公司(IFC)，合計僅發放了1003億美元。

　　由中國的銀行發放的最大幾筆貸款——例如與委內瑞拉簽署的200億美元信貸安排，或向巴西發放的100億美元貸款——都是為了換取長期石油供應合同。但也有一些貸款是用于投資加納和莫桑比克的基礎設施項目，以及白俄羅斯的鐵路。

　　在中國頻頻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貸款的同時，中國企業對其中許多國家的直接投資也大幅提升。其中最引人矚目的一個例子要算巴西。

　　2009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巴西第一大貿易伙伴國，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因于中國對鐵礦石的巨大需求——為滿足城市化進程對鋼鐵的需求，中國需要大量鐵礦石。

　　2010年，中國很可能更進了一步：在中國企業決定投資巴西電力、采礦、鋼鐵和汽車等行業后，中國很可能已成為巴西第一大直接投資來源國。據巴西官員估計，去年中國對巴西的投資總額可能高達100億美元。

　　這些新建立的金融及投資聯系，刺激了對中國商品的需求。在經歷了金融危機之初可怕的幾個月后，中國的出口引擎一直保持高速運轉，去年出口增長30%。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來自其它發展中國家的需求飆升。去年，中國對印度出口增長38%，對巴西和對俄羅斯的出口分別增長了73%和69%。

　　市場力量是這一新趨勢背后的主要驅動因素。中國各銀行在許多大型新興經濟體中發現了巨大的商機。中國出口持續強勁增長也反映出，目前一些中國企業在幾個高端制造業領域——例如制造火車、或修建發電廠設備——頗具競爭力。

　　在中國各銀行長期貸款協議的支持下，這些企業經常可以提供比競爭對手——西方跨國企業優惠得多的條款。

　　不過，與其它新興國家新建立的聯系，同樣有助于推進中國政府的戰略目標。隨著過去幾年外匯儲備急劇增加，中國一直渴望找到途徑，降低對美元資產的依賴——據信，美元資產占中國2.8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70%左右。

　　盡管中國內部對于美國的經濟政策和通脹風險普遍持懷疑態度，但事實已證明，實現儲備多元化目標的難度要比預期大得多，因為美國國債市場是少數幾個中國可輕松購買自己所需的巨額資產的市場之一。

　　不過，由國開行簽署的大宗貸款換石油交易——有些交易是直接從外匯儲備撥出資金——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之一。鑒于許多此類貸款與大宗商品價格掛鉤，而大宗商品價格又嚴重受到中國經濟表現影響，用一位政策制定者的話來形容，這些貸款是為了“押注我們自己，而不是押注美國”。

　　中國還渴望降低對美國和歐洲消費者的依賴——過去二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美歐消費者都是中國出口需求的中堅力量。

　　更廣泛地說，中國政府有興趣利用自己的財力，促進中國與其它國家之間新一波自我強化的增長。正如中國購買美國國債有助于降低美國利率、刺激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的需求那樣，中國政府期望動用其外匯儲備，與其它發展中國家建立一種類似的需求循環。

　　關于中國與其它發展中國家之間日益擴展的經濟往來，存在一個揮之不去的問題：中國是否會因為其匯率政策而遭遇強烈反對。最近幾年，美國（主要是美國，歐洲國家偶爾會助陣）一直在游說中國加大人民幣升值力度。

　　但過去18個月，大量新興經濟體眼看著本幣大幅升值，而人民幣卻保持相對穩定，這讓它們國內的工業日益面臨中國的競爭。

　　巴西新任總統迪爾瑪•羅塞夫(Dilma Rousseff)表示，未來幾個月，與中國政府就匯率和貿易問題展開討論將是自己的首要任務之一。她的語氣將成為一個有趣的風向標，表明發展中國家能在多大程度內容忍被低估的人民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