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人類經濟活動模式正處于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進步的轉變階段。從中國角度看的話，‘雙碳’目標不是‘讓我們做什么’，而是‘我們自己需要做什么’，這是全人類的需要，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內容。”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顧問、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謝伯陽說道。

2020年9月22日，中國在聯合國大會上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作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如何制定實現這一“雙碳”目標的時間表和路線圖，一直頗受海內外關注。

5月17日，在一場CCG與歐美同學會2005委員會聯合舉辦的研討會上，多位與會人士表示，“雙碳”目標的提出不僅彰顯了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大國擔當，更是我國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質量改善的重要舉措。盡管面臨嚴峻挑戰，但這一過程也蘊含巨大機遇。

CCG顧問、財政部原副部長、國務院參事朱光耀在會上指出，中國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只有30年左右，與發達國家60至70年的時間相比要短得多，因此面臨巨大挑戰。此外，中國正在努力在“十四五”期間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意味著在此期間GDP增速需要保持在5%以上。如何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實現平衡，對中國來說是一大考驗。

謝伯陽在研討會上指出，要實現“雙碳”目標，有賴于建立新興的綠色產業，既包括對傳統產業進行綠色改造，也包括建立全新的綠色產業，特別是要著重考慮綠色材料的發展。“要建立新的綠色產業和實現傳統產業的綠色提升，關鍵是科技。”

“應該把發展綠材和綠色能源、綠色電力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謝伯陽舉例說，山西正在推進一個合成生物項目，要用2000萬噸秸稈生產100萬噸高質量紡織用絲，以代替化纖。“這種合成生物的產業就是一種全新的新興產業。有很多領域可以用這個思路來發展。”

面對“雙碳”目標，作為我國基礎能源的煤炭又該何去何從？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原副會長田會在研討會上指出，首先，應該大力推進新技術、新工藝，對每個生產環節進行排查，走減碳化的道路；其次，積極支持煤炭由燃料向原料轉變以及煤炭的再利用，比如用炭做甲醇，用煙道灰做汽油；最后，央企應穩步退出傳統能源，逐步進軍新能源領域，避免盲目追求“風光”的同質化競爭。

面對沒有國界的氣候問題，國際合作不可或缺。朱光耀表示，這不僅關乎加快推動全球技術革命的到來，而且涉及全球治理體系規則的調整。“新的規則制定現在已經迫在眉睫，而且起步的時間也明確了。”他表示，中國在堅持高質量發展的同時，應該積極參與全球治理。

國內對于減排仍未完全形成共識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創始人馬軍也認為，中國要在保持經濟增速的同時實現減排目標，挑戰是非常明確的。雖然“十四五”規劃提出，讓有條件的地方率先實現碳達峰，但據他了解，有些地區還是堅持一些“不同的思路”，比如，有的想在減排約束到來前再漲一漲，有的已經接近“達峰”卻故意要拖一拖，盡量晚兩年再宣布“達峰”。

對此，馬軍強調，要切實讓“雙碳”目標在各地得到落實，掌握明確的數據是關鍵。在他看來，當務之急是把各省市二氧化碳排放量、溫室氣體排放量、能耗情況、人均單位GDP等數據先匯總起來，隨后再逐漸把企業的相關數據收集起來。他指出，以這些數據為基礎，可以避免“碳高峰”，也可以遏制“躺贏”的心態。

馬軍說，當前，在疫情的影響之下，很多地方面對經濟的不確定性，都想在減排大勢到來之前抓緊最后的時間漲一漲，這導致很多高耗能產業近期都處于反彈的狀態，甚至是在加速，可以說是在“碳中和”熱潮之下的一股潛流。

Agora能源轉型論壇高級顧問、哥倫比亞大學全球能源政策中心研究員涂建軍認為，要切實落實“雙碳”目標，中國的減排工作需要在2030年前多做一些，以大幅降低中國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難度。

“按照中國的承諾，在2030年之后，中國每年的減排量相當于法國當前全年的排放量，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能不能實現是要打個大大的問號的。所以，我們需要在2030年前多做一點，而不是像某些地方政府所想的那樣，還有十年繼續讓排放量上升的時間。” 涂建軍說道。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齊曄指出，雖然碳減排在國際層面正在形成國際共識，但在很多國家內部卻難以形成共識，包括美國。具體到中國，各產業對“碳中和”的理解還存在很大差異。以一家大型煤炭國企為例，雖然他們很重視國家提出的“雙碳”目標，但卻無從下手，只會為旗下每個礦花2000萬元種樹，能夠抵消的碳排放非常有限。

齊曄也說，從“碳達峰”到“碳中和”，這30年的挑戰是“前所未有的社會轉型”，會涌現大量的贏家和輸家。“如果控制不好，這個轉型就會帶來極大的政治上的風險，有可能會演變成我們最大的不穩定因素。”他說，“這不是簡單的技術問題、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會是影響非常廣泛的社會問題，有可能引發巨大的系統性的轉型風險。”

全球統一的可持續標準有望問世

近年來，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投資成為國內外市場關注熱點，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ESG評級較佳的企業抗風險能力更強，更被投資機構青睞。但由于缺乏統一標準，企業對ESG信息披露的側重點不一而足。

朱光耀指出，目前，全球有200多個機構制定了600多項與ESG相關的指導規則，但是這些規則都不是強制性的，而且都存在于具體領域，不具有可比性和普遍性，亟需出臺一套國際普遍應用的披露標準。

朱光耀指出，目前，兩個機構制定的相關規則在全球具有一定影響力。一是G20框架之下的金融穩定委員會(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FSB)，它制定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對主要金融企業的指導原則；二是國際證監會組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IOSCO)，它制定對全球上市企業、環境和社會治理相關指導原則，但也不具有強制性，不具有普遍性。

“從2018年開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IFRS)基金會開始討論制定一個統一的、可比較的、具有強制執行力的全球ESG標準，但是進展非常有限。”朱光耀說。

究其原因，他指出，雖然IFRS在國際上得到了相對熱烈的反應和支持，但卻面臨來自于美國的阻力——在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提出的“美國優先”的口號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對此持否定態度，導致IOSCO也持消極態度。“直到2020年底，IFRS仍然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

但這一局面在2021年出現了轉機。朱光耀說，今年年初，美國證監會態度發生了轉變，表示對全球ESG標準制定持積極態度。隨后，美國財長耶倫不久前明確表示，美國財政部和美國證監會將努力協同推進國際可持續標準的談判。受此影響，IOSCO的態度也發生了積極的變化。

朱光耀道，不久前，G20下的FSB向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提交了正式信函，表明支持推進全球可持續標準的制定，也希望把FSB已有的同氣候變化有關的規則納入進來。IOSCO也提出，希望讓他們制定的相關標準得到運用。

4月底，朱光耀作為基金會受托人參與了IFRS受托人會議。“這次的會議形成了一個共識，就是要在今年11月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期間宣布，正式成立關于全球可持續標準談判的委員會。委員會將由14個人組成，亞洲和大洋洲地區有三個名額，美洲地區有三個，歐洲地區有三個，非洲有一個，還有四個名額留給專業人士。”

人口老齡化或有助中國完成減排目標？

與在場嘉賓持不同看法的優客工場創始人毛大慶則認為，從人口經濟學的角度看，中國實現“雙碳”目標并不是太大的問題。到2030年，中國55-80歲的人口大概會達到5.6億，在65-80歲區間的人口會達到3.1億，這將給碳排放帶來巨大影響，因為工業、交通、生活和農業四大碳排放來源都對應著人的活動。

以他曾經所在的房地產領域為例，他說，到2030年，建筑活動的年度凈增加量大概不到今天的六分之一，這意味著新增的鋼材、水泥、機電會有很大的衰減，特別是考慮到那時候的可能再就是裝配化建筑了。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快，毛大慶指出，住房的使用面積會發生不少于34%的縮減，屆時將出現比今天更多的空置房屋，因為65-80歲的3.1億人對住房使用需求量會大幅減少，“原來住大別墅的住小公寓了，原來住多層房子的可能住平層了，因為爬來爬去不方便了，也打掃不動那么大的房子了，甚至很多人搬去養老院了。”他還說，隨著更多房屋出現空置，空調、供熱系統也會隨著減少。而與此同時，交通活躍度也會大幅度降低。“今天1億人開小汽車，但在65-80歲群體中，很多人開不了汽車，連駕駛執照都被吊銷了，這意味著汽車的數量會大幅減少。再加上新能源汽車將取代燃油車，交通的碳排放量會大幅減少。”

因此毛大慶建議，在談論“雙碳”目標的時候，應該把人口流動因素考慮進來。到2050年，中國的人口熱力地圖大概會出現若干“熱島”，比如，在四川，成渝地區就會成為“熱島”。根據最新的人口普查結果，湖南省、湖北省都是人口凈流出的省份，但它們的省會都是人口凈流入，說明剩下的地方正在迅速衰老。未來，這些“熱島”都是碳消耗和碳排放最大的地方，碳排放不平衡的問題可能是中國不同于其他國家的顯著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