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制造業正與新一代信息技術、智能自動化技術緊密結合。新型制造業的快速發展不僅創造了新的就業崗位，也對勞動者的技能水平提出更高要求。

但目前，我國產業升級正遭遇新型人才短缺之困。

“培養適應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新型產業工人，是我國當前制造業轉型的關鍵。”在接受《民生周刊》采訪時，全國人大代表、南陽鼎泰高科有限公司總裁王馨說。

△全國人大代表、南陽鼎泰高科有限公司總裁 王馨

招工難瓶頸依然存在

中國作為世界制造業大國，是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世界的份額達28%以上，成為驅動世界工業增長的重要引擎。王馨說，中國制造業能取得這樣令人矚目的成就，離不開吃苦耐勞的產業工人。

但是，近10年來，隨著新舊動能轉換和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產能擴張迅猛，帶來了用工需求的大幅增加，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生產制造型企業招工難、產業工人短缺問題日益成為影響企業發展的瓶頸。

“同時，大量具有職業技能的青年卻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合適的長期就業崗位。”王馨說，這對“穩就業”工作造成不小壓力。

這幾年，王馨調研了東部沿海多個制造業發達城市及中西部地區一些工業基礎較好的城市。她發現，企業尤其是民營制造業企業，經營者普遍對勞動力供給情況表示擔憂。

王馨總結出3點企業所面臨的共性問題。

一是人難招。企業經常招不到愿意認真干活的工人，專業對口、有技能的產業工人更難招到。

二是人難留。招進來的員工能直接勝任重要崗位的很少，大都需要進行較長時間的培訓。可是，企業一旦將其培養成骨干，流失率又很高。

三是成本高。有一定技能的員工一般對薪水要求都很高，這導致企業招聘成本水漲船高。除了付出較高工資外，有的還要求解決住宿和交通問題，甚至要求定期休閑娛樂，否則招進來也留不住。

據了解，在民營經濟最發達的珠三角地區、長三角地區，對于勞動力的需求量非常大。根據人社部統計數據，我國求職人數從2020年第二季度的74.3萬人下降到第三季度的49.2萬人，用工缺口從第二季度的74.6萬人上升到82.4萬人。

面對勞動力短缺局面，很多制造業企業都將招聘員工的年齡上限進行調整。比如，女工從40歲上調至45歲，男工從45歲上調至50歲。

“企業之間的搶人大戰更是接連上演。”王馨說，“為了搶人，同行企業甚至打起價格戰，一些熟練工來回跳槽，工資漲了數千元。這些由于勞動力短缺造成的不正常現象，對于一些民營制造業企業來說，無疑大大增加了企業的負擔。”

助力農民工向新型產業工人轉變

目前，中國制造業已開始由低端到中高端轉型升級，這是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實現制造強國的必由之路。

2020年6月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的《關于深化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指出，要將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融合發展，加強對制造業全要素、全流程、全產業鏈的管理和改造，提升制造業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水平。

然而，王馨了解到，我國制造業產業工人大多數是由農民工轉換而來，職業技能普遍不高，專門經過職業教育培訓的高技能人才所占比例較低，與日本、德國等制造業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

“在我國，特別是60后、70后的產業工人，多數只有初中乃至小學文化水平。當前及以后，我國將大規模普及信息化生產、工業互聯網、智能制造等先進制造技術，他們根本無法勝任。”王馨說。

“要想更好地推動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就必須進一步提升產業工人的綜合素質。”王馨認為，我國應進一步加大對90后、00后中青年產業工人的培養力度，打造一支高水平產業工人隊伍。

王馨建議，應打造新型產業工人培訓平臺。“很多年輕人剛剛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就進入社會就業，這部分人并不具備一技之長，缺乏必要的技能培訓。”

她表示：“應發展職業教育，增加中專、技校的數量，增強辦學力量，擴大中專、技校的招生比例，為新型產業工人的培養搭建起良好平臺。”

至于如何推動青年農民工向新型產業工人轉變？王馨建議突出政策引導，深化戶籍、保險等制度改革，促進勞動力合理流動。鼓勵勞動者要終身學習，尤其是針對新技術、新崗位要進行系統性學習。

產業工人作為流動的社會群體，他們工作和生活地經常發生變化，“這就需要政府、社會和用人企業幾方聯合起來，構建一個完整的社會培訓體系，隨時隨地為產業工人提供技術服務和支持。”王馨說。

而對于用人單位來說，應充分挖掘企業的人才培養資源，通過培養企業內部的技能講師，建設企業培訓課堂等多種形式，實現“車間教學”“工廠教學”。

自主培養已成為不少制造業企業解決人才需求的方式。隨著制造業由低端向中高端轉型升級，王馨認為，企業要加快建立和完善人才激勵機制，提升企業人文關懷，以此來加強對新型產業工人群體的吸引力；政府則應在社保補助、企業社保費繳納費率上給予企業一定支持，幫助減輕中小微企業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