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經濟之聲《天下財經》報道，近年來，中國的一些制造業企業將工廠轉移到東南亞，究其原因，是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擠壓本就微薄的利潤空間。但是，在勞動者來看，目前的工資水平仍然比較低、生活壓力大。這種現象被一些學者稱為“低收入高成本悖論”。這樣的“悖論”讓人對中國的工資水平究竟是高還是低產生困惑。

橫向比較 中國工人工資并不高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表示，橫向比較來看，中國工人的工資并不高，但是在部分行業，工資的增長速度與勞動生產率的增速相比確實要快。

蘇海南：我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從橫向比較來看，工資水平并不高。用工成本在企業的總成本中，占比并不是太大，但是為什么企業覺得比重大、壓力大呢？關鍵在于，在過去四五年間，在一些行業企業，工資的增長幅度，高于了勞動生產率的增幅。

最低工資拉高普遍勞動力成本

而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朱俊生看來，目前工資的增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國家政策對最低工資的規定拉高普遍的勞動力成本。

朱俊生：我們國家的工資的增長，首先有自身的合理性，因為物價在增長，GDP也在增長，再考慮到房價等其他的物價在增長，所以勞動力的成本增長也是合理的。但我們也看到，有些地方有政府的介入，比如最低工資的設置。由于法規的規定，對于一些沒有達到勞動生產率的企業來講，要遵守規定就可能會感覺到工資增長得比較快。

工資增速不能過快

“低收入高成本悖論”一方面是企業向外轉移，另一方面還導致企業的“用工荒”。能不能通過措施改變這種狀況呢？

蘇海南說，不能控制工資的增長，這不是我們發展的目標，但是工資的增速也不能過快，特別是不能超過勞動生產率的增速。

蘇海南：我們絕對不能控制工資的增長，這不是社會主義生產應有的追求目標。但鑒于我們現在進入經濟新常態，經濟增速下滑，相當部分企業和行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也慢。

在這個情況下，我們要注意工資的增速不要過快，特別是不要高于勞動增產率和GDP的增速。更主要的是，我們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在保持經濟的健康、中高速增長方面去做文章。

降低企業負擔重在降稅費

朱俊生則給出了操作性更強的做法，

朱俊生：目前國家已經在做一些調整，我覺得是比較好的方向。今年部分省區市已經出臺最低工資調整方案，但增長幅度變小了；有些還沒有出臺方案；還有些地方凍結了，暫時不調整最低工資。因為最低工資一旦上調，影響面很大的。

第一是影響給勞動者的工資，還影響到社會保險的基數。目前社會保險，特別是養老和醫療，現在全國一些具備條件的地方，階段性地降低費率。未來應該考慮怎么進一步降低社會保險的費率。

另外，企業的負擔是綜合的，除了勞動力成本的負擔，企業綜合成本的負擔，還有其他的各種稅費。

現在講供給側改革，我覺得應該大幅度降低企業的各種稅費的負擔。不要單看勞動力成本的增長，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是合理的，只有超越了勞動生產率的部分才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