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初夏，我很年輕，接受我訪問的這個人也很年輕，我們坐在浙江大學的大草坪上，相談甚歡，彼時，青春如白云蒼狗，翻卷無度。他那年三十而立，是這所江南著名高校最年輕的正教授，學術前途大好，然而，他卻決定下海創辦一家高科技企業。那是一個改革即將復蘇的年份，鄧小平南巡一呼，天下人蠢蠢欲動。幾天后，我寫作的人物特寫《少一個科學家，多一個企業家，劃算嗎？》被新華社通發全國，刊登在幾乎所有的報紙上。

　　這位年輕的科學家名叫褚健。二十一年后的今天，我又在全國幾乎所有的新聞網站上讀到了他的名字，此時的標題是《浙大副校長褚健被批捕，或因侵吞國有資產》，照片上，年屆50的他已滿頭灰發，頹然中年。我回家查找當年的剪報，竟已不可得，往事被記憶吞沒，時間卻比任何想象都要殘忍。

　　在過去的這些年里，我也有幾次機會了解和接觸過褚健，他還記得那次久遠前的訪談，每次見面總是開玩笑地說，“是你‘害'了我，讓我出了莫名其妙的名。”褚健的專業是化工生產過程自動化及儀表，在他看來，這是一門應用性的學科，如何將實驗室里的成果轉化為經濟活動中的生產力是他們這一代科學家的使命，因此，他走出實驗室，創辦了浙江大學工業自動化公司，它后來更名為中控科技，成為該領域里科技水準最高的企業，據媒體的報道，“公司剛剛成立時，國內自動化行業基本被國外公司壟斷，但中控的崛起打破了這一局面。2012年，中控集團擁有4000多員工，產值超過30億元，并制定了國內自動化行業的第一個國際標準。”在二十年里，幾乎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到浙江考察高科技企業，中控科技都是必到的一站。

　　而褚健對我的抱怨其實也是對我提出的那個設問的“反抗”。我從百度百科中查到，從1997年到2013年，褚健獲得過八個國家級的科學技術進步獎，其中兩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一次獲得國家技術發明二等獎。甚至在不久前的2013年7月，他的名字還出現在173位候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名單中。也就是說，企業家褚健一直沒有放棄科學家的身份。

　　當然，在外人看來，在商業和學術上都收獲多多的褚健似乎也得到得太多了。在2005年，他被任命為浙江大學的副校長，分管人事、離退休、學校企業工作。他還是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有一回，他的一位浙大同事曾開玩笑地對我說，“除了長壽是一件不可知的事情之外，褚健已經得到了一切。”人間盈虧，否泰無常，此語中可有多少莫測。

　　到我寫作這篇專欄的時候，對褚健的罪名認定還沒有公布。據權威報道的資訊是：褚健這次事發可能與中控科技涉嫌掏空浙大海納資產的舊事有關。浙大海納是1999年由浙江大學企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聯合浙江省科技風險投資公司以及褚健等人共同發起，以社會募集方式設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據當時的招股書，浙大海納上市時的核心資產主要有三塊，即浙江大學半導體廠、杭州浙大中控自動化公司、浙江大學快威科技產業總公司經營的業務。這三塊業務，經由資本運作，先后被剝離，并試圖再次包裝上市。在2003年，中控科技完成了一次決定性的增資轉讓，褚健及其妹妹以60%的股份成為第一大股東，褚健因此一度被流傳為“浙大首富”。

　　若這一段文字被認定確鑿。那么，其事實過程應該是：在中控科技從浙大海納中被剝離出來的時候，完成了一次產權私有化的動作，而褚健家族成為了實際的產權所有者，也因此，落下了“侵吞國有資產”的罪名。

　　這是中國企業變革史上一段迄今仍然爭議重大的公案：從1998年到2004年，中國企業界發生過一場以國退民進為主題的產權清晰化運動，數以百萬計的國有、集體企業被出售予私人，其中，蘇南及浙北地區就有97%的國有、集體企業被私有化，從客觀上看，這無疑釋放了中國產業經濟的生產力，完成了產權私有化的“驚險一躍”，中國民營資本集團的格局是在這一時期被確定下來的。

　　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從來沒有出臺過產權量化改革的政策性條例，因此，每一家企業的產權清晰改革都手法曖昧而諱言莫深。從嚴格的現行法律意義上，幾乎所有的產權改革都可以被視為“國有資產流失”，每一個產權獲益者都有“侵吞”之嫌。若讀者稍稍回憶一下，都應記得在2004年秋季之后，香港教授郎咸平曾對海爾、長虹、TCL、春蘭及科龍等公司的產權改革提出質疑的轟動性新聞事件，幾乎所有被郎教授盯上了的企業，其清晰化方案都經不起“推敲”。正如已公布的信息可見，中控科技的產權清晰，正發生在2003年。

　　如果打一個比方的話，好比上百萬輛車過“安檢”，每一輛車和它的司機都有“違規動作”，若被攔下檢查，必無法通過，而制度性的問題是，“安檢”部門從來沒有公布“非違規法則”。

　　如今看來，中控科技是一輛在當年沒有被抽查到、然而卻在十年后突然又被拉出來進行重新“安檢”的車，而褚健就是那個倒霉的司機----我從一份網上流傳的申訴材料中看到，“褚健在2005年已經退出浙大中控，說明他沒有占有浙大中控產權的故意”，這當然有待進一步的案情公布。

　　這樣的悲劇，在2014年突然落到“已經得到了一切”的褚健頭上，實在是命運在開一個殘酷的玩笑。很多年后，人們也許將像今天嘆息褚時健一樣地談論褚健。

　　這不是一篇為褚健做“無罪推論”的專欄。我只是有一份特別惋惜的嘆息，我只是想起了二十一年的那片大學草坪。

　　如果在那年，年輕的正教授褚健沒有萌動勃勃的創業之心，如果他安心于實驗室里的科學家生涯，也許，他早已是一位備受尊重的工程院院士。然后，他會出現在那些“高大上”的科技論壇上，神情悠然地討論——“中國的自動化行業在什么時候可以打破被國外公司壟斷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