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業正遭遇“成長的煩惱”。

　　煩惱來自兩方面，一是一些高端制造業，在美國“再工業化”戰略背景下，面臨回流傾向；二是一些低端制造業，受制于中國人力成本上升、土地價格上漲和轉型升級需要，向越南、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轉移。

　　比較典型的現象是，在廣東、江蘇和山東等地方，原本看重中國廉價勞動力的一些臺資、韓國企業，開始考慮向勞動力和土地更為廉價的東南亞轉移。阿迪達斯宣布將在今年10月關閉其在中國蘇州的最后一家自有工廠，一些臺灣老板開始組團到東南亞進行投資商務考察，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基地義烏已逐步向半成品集散中心轉變，東南亞國家、“金磚國家”等發展中國家的客商把半成品從義烏運回國內組裝。

　　商務部的數據也顯示，“中國制造”優勢發生微妙變化。外商直接投資(FDI)自去年11月份以來，大多數月份處于負增長，其中6月FDI同比回落6.87%，只有5月份同比出現0.05%的短暫正增長。

　　這些現象，有些是因自身轉型升級的主觀因素，有些則是來自外部競爭的結果。客觀看待這些現象，冷靜分析其原因，對重塑中國制造的比較優勢十分必要。

　　縱觀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中國制造創造的輝煌有目共睹，在這次倫敦奧運會上，中國制造可謂獨領風騷。根據奧運會官方網站信息，倫敦奧運會900項不同種類的奧運官方紀念品中，“中國制造”占到65%。2010年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制造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例已達到19.8%，超過美國的19.4%，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

　　如今，這些優勢卻面臨尷尬：高端還需要時間去站穩，中低端又受限于成本上升難以保住。主要原因則在于中國制造業的比較優勢正在消失：勞動力成本快速上漲、土地價格不再便宜、稅收優惠也日漸減少、環保壓力日益增大。

　　一些發達國家，國內正面臨失業的突出問題，正借此機會，將一些制造業引回，以提振本國經濟并增加就業崗位，這些國家的政府也會動用包括稅收優惠刺激乃至懲罰性稅收的手段。比如，2011年美國汽車巨頭福特、通用汽車和克萊斯勒與汽車工人聯盟簽署為期四年的協議，把部分生產流程遷回美國，此前中國是他們建新工廠的首選。

　　與此同時，東南亞一些國家也加大了招商引資力度，其中著力的一個方向就是從中國“挖走”一些適合其本國生產條件和水平的企業，這主要包括制衣制鞋、電子產品等。

　　越南國家通訊社宣稱，全球知名體育品牌耐克的運動鞋在越南的生產規模已經超過在中國的生產規模，成為世界最大的耐克鞋生產國。

　　盡管 “回遷”和“外流”現象，還不足以動搖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的地位，但這些跡象也在提醒我們，中國制造業轉型升級的急迫性和重要性。高端制造業的回遷，不僅帶走了在華的就業崗位和稅收，同時也一定程度上帶走了我國制造業就近學習和趕超的機會。

　　同時，面對低端制造業的外遷，如果是一部分污染大、能耗高，已經不符合我國產業發展規劃和現行法律規定的企業外流，這也無可厚非。但是還有一部分僅僅是因為人力成本高，或者土地價格高而外遷的企業，我們也要理性地看到，不根據外部市場競爭情況，一味地拔高各地最低工資標準，哄抬炒作土地價格，變相提高企業的設立和運營成本，可能會適得其反。

　　尤其是中國東中西部的地域特點，可以給中國制造業的產業轉型升級提供騰挪的空間，就目前而言，這種“存量的”比較優勢還相當明顯，應該可以繼續挖掘。而不宜在低端制造和轉型升級的中間，出現空當現象。

　　所以，我們很有必要再造“比較優勢”，這就包括產業鏈優勢。中國不僅是一個制造大國，也是消費大國，其市場之大在全球難有匹敵，這種產地與市場結合的模式顯然要比東南亞一些國家缺乏市場規模更具優勢，至少在物流上就節約了大量費用。

　　對一個產業而言，它所要節約的不僅是人力、土地成本，還有上下游產業鏈完備的優勢，尤其是電子產品的制造，它所需要的原材料、配件、技術工人以及相關設備的供給都是企業必須考慮的。

　　其次，技術創新和勞動力的升級也勢在必行。這是一個長期工程，需要包括教育培訓在內的長期投資。只有不斷提高生產技術，通過科技創新和專利布局，依靠品牌的力量牢牢掌握著生產的主動權，這才是真正強大的“比較優勢”。

　　就像蘋果公司的產品基本上不在美國制造，但其美國公司卻掌握全球蘋果產品產業鏈的命脈，它們不直接從事制造業，卻通過其在科技創新領域的優勢引領著這個領域制造業的發展。這就是中國制造業升級和轉型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