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金融危機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國的創新道路該怎么走？在10月24—25日舉行的“2009浦江創新論壇”上，國內外專家學者滿腔熱血地為創新驅動發展“把脈”。專家們討論最多的不是美英等國的經濟刺激計劃，而是支撐未來新經濟崛起的內生力量——科技創新。在論壇的各個角落，大家都清晰地聽到一種“逆向思維”的聲音：不能讓科技創新淪為經濟蕭條的犧牲品，要把握新興產業戰略發展機遇，靠技術進步走出金融危機。

　　調結構比保增長更緊迫

　　“我國電視機已經占到世界45%的生產量，但它的平均利潤率只有1.3%；中國的紡織品貿易額占到世界的70%，但是紡織品的平均利潤2008年僅為0.62%。”科技部政策法規司司長梅永紅說，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中國長期處于“微笑曲線”的底端，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65%，其中55%屬于加工貿易。去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已經讓許多企業覺醒，“8億件襯衫換一架空客”不能成為中國的宿命。

　　當各國都忙于調整結構、掙扎于危機之時，國家統計局新近公布，今年我國經濟“保八”已無懸念。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依然興奮不起來。

　　“眼下，調結構比保增長更為緊迫。”吳敬璉指出，應對危機需要標本兼治，中國之所以會被牽連于危機之中，從根本上看是傳統的發展模式有問題。關鍵要從過去投資和出口支撐的增長模式轉到靠效率提高，靠技術進步支撐的模式。但現在刺激需求的短期行為占了上風，而產業升級和增長模式的轉變尚未納入長遠考慮。

　　關于“結構失衡”，梅永紅提供了另一個視角。他說，經濟增長對于就業至關重要，但就業不僅僅取決于GDP增長，也取決于經濟結構。據國家發改委公布的數據顯示，“九五”期間，我國GDP增長與就業的關聯度約為0.13%；“十五”降到0.11%；到了“十一五”，兩者之間的關聯度僅為0.08%，“這反映的正是我國經濟增長中的結構性矛盾”。

　　“調整結構要著眼長遠，修煉內功。金融危機對于調整結構形成了難得的機制，應當抓住機遇，否則未來調整的難度更大、成本更高。”梅永紅表示。

　　危機對于經濟轉型的“倒逼”壓力仍在加劇，創新才是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和調整的根本動力。吳敬璉認為，“政府要去解決增長模式轉變的制度性障礙，其實也就是計劃經濟遺留的問題。指定技術路線、指定產品路線，這是很危險的”。眼下的調整是面向未來的投資，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威廉•恩道爾說，“在新的世界經濟格局中，中國能夠扮演具有決定意義的角色，應當運用創新活力和聰明才智去謀求發展，而不是一味用真金白銀去填發達國家留下的金融危機‘無底洞’”。

　　企業爭喝全球制造的“頭啖湯”

　　金融危機“拷打”著中小企業的創新能力，企業轉型升級，商業模式創新是關鍵。

　　企業做大、做強與做長相比，做長是首位。想做長，企業走國際化的道路，最根本在于對本行業有深刻的突破性認識，對企業管理模式和國際戰略進行創新性改造。聯想控股有限公司總裁、聯想集團董事局主席柳傳志深有感觸地說，“現在聯想不是站在懸崖邊上，而是處在一個拐點，以前說三年見分曉，現在可改為一年見分曉”。聯想突進海外市場，2004財年并購IBM的PC部分，有品牌擴張的輝煌業績，更有中國企業走國際化道路的慘痛教訓。2008年度，聯想出現了歷史上不曾有過的2.67億美元的巨額虧損。

　　中國制造應該是用“智力來造”，研祥集團董事局主席陳志列深有體會。

　　研祥集團致力于自主創新，研發市場上獨一無二的產品，在全球掌握定價權，并采取正確的定價策略，有力地擠走了國外的跟風產品。現在研祥集團把銷售額的10%到12%投入研發，在金融風暴來臨的前后，研祥集團銷售額和利潤均增長150%。

　　我國70%以上的技術創新來自中小企業。此次浦江創新論壇發布研究報告稱，應把發展中小企業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引導中小企業真正“做強”。

　　目前，最讓老總們心急的是我國還存在諸多影響這類企業發展的制度和政策性障礙。“俄羅斯政府已經做出決策，到2020年新藥產出率要提高50%，新藥申報速度迅時發生從臨床一期進入到臨床二期只要13周。”桑迪亞醫藥技術（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曉川透露了這樣一個讓她心急如焚的消息，而她對政府新藥生產政策支持的強烈呼吁，得到了上海張江集團常務副總經理劉小龍的強烈響應。他和與會嘉賓一起，共同呼吁徹底改革醫藥審批制度，加快推進針對中小企業的稅收政策創新。

　　他還透露，政府將給企業更多的支持，張江園區內條件具備的10多家企業正在排隊進軍創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