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廣州2月1日電 (記者 梁鋼華 孔博)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杜鷹1日在廣州表示，包括珠江三角洲9個城市和香港、澳門在內的大珠三角地區，已經成為僅次于紐約都市圈和東京都市圈的世界第三大都市圈。

　　杜鷹1日就貫徹落實《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向珠三角地區有關干部作專題報告時表示，粵港澳三地的生產總值如按單一經濟體計算，在亞洲僅次于日本、韓國和印度。珠江三角洲9個城市加上香港和澳門，其規模超過了倫敦都市圈，在世界上僅次于紐約都市圈和東京都市圈。

　　杜鷹指出，綱要要求推進珠三角地區與港澳更緊密合作意義重大，一是有利于共同應對當前的國際金融危機；二是重塑珠三角經濟圈的國際競爭力、核心競爭力，實施高端發展戰略的迫切需要；三是探索新的對外開放模式和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需要，有利于解決廣東產業低端化、服務業發展不足等問題，也有利于為港澳發展提供廣闊腹地。

　　杜鷹介紹說，珠三角9市和香港、澳門亟需進一步加強合作，綱要對推進三地緊密合作提出四項任務，其中，在重大基礎設施對接方面，港珠澳大橋、橫琴島開發和澳門大學搬遷等一批項目正在推進；產業合作方面，三地在金融、科技創新、會展等領域互有優勢，如果說過去三十年粵港澳合作的特點是制造業上的“前店后廠”的話，今后三十年則應向服務業的“前店后廠”發展。

　　珠三角改革發展空間豁然開朗

　　  對于《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長期研究珠三角區域經濟的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競爭力評估研究中心主任丁力認為，其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珠三角地區發展的三大問題，即珠三角的戰略定位、發展方向以及發展關鍵。

　　《綱要》回答了三個問題

　　丁力認為，《綱要》最有價值的地方在于，它回答了三個問題：第一，“我是誰”，即珠三角在全國經濟發展中的戰略定位。首先，珠三角是全國率先改革開放的地區，珠三角現在遇到的問題，也是全國其他很多地區未來將要遇到的問題，它具有代表性；其二，珠三角的經濟總量不小，大概占全國的10%，是名副其實的中國經濟發展“發動機”之一；第三，珠三角毗鄰港澳。因此，珠三角的發展應該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由國家來推動。

　　第二，“我想干什么”，即珠三角的發展問題，包括產業布局、城市建設、自主創新、環境保護等方面。

　　第三，“我想要什么”。丁力告訴記者，如果說改革開放初期，中央主要是給廣東優惠政策，那么現在規劃中體現出來的是發展空間、探索空間和創新空間。“國家很明確地提出鼓勵珠三角先行先試，應該說給予了較大的政策空間。”

　　有效配置珠三角資源

　　對于珠三角與港澳同步發展的問題，丁力表示，綱要提出珠三角要發展現代服務業，香港的定位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而深圳、廣州是區域性金融中心。這說明，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其得天獨厚的條件是內地城市無法比擬的，如嚴格的法制、市場化的競爭機制等；但香港也需要腹地，這個腹地就是珠三角，所以如何理順香港與珠三角的關系非常重要。珠三角與香港發展并不沖突，關鍵是服務的對象不同。

　　丁力還表示，規劃兩次提到“廣佛同城化”，這意味著珠三角區域布局將發生改變。他認為廣州和佛山應該通過同城化、經濟一體化，成為珠三角的“領頭羊”。他同時認為，廣佛合作的模式還多了一層含義，即整合珠三角現有資源，破除珠三角在傳統模式下形成的機制和體制。”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5萬平方公里的珠三角地區有5個大型國際機場，資源嚴重浪費。這是因為各地政府各管一塊，造成整體資源配置低效。”廣佛合作將是機制體制創新的重要切入點，最終將形成一套有利于科學發展的機制體制。

　　珠三角經濟穩中求進

　　對于當前的全球金融危機，丁力認為，本輪危機對珠三角產業升級和產業結構調整既帶來“危”又帶來“機”。政府應該鼓勵強勢的企業乘勢而上，通過自主創新和產業升級做大做強；對于弱勢的、競爭力不強的企業，則要幫扶。“目前珠三角不少企業是弱勢企業，特別是那些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企業。對于這些企業，我們不應該簡單地要求他們升級，而應該先穩住。例如東莞是一個加工貿易企業密集的地方，東莞政府當前提出‘就地轉型升級’，意思是首先要穩住，轉型升級是下一步的事情。”

　　對于珠三角今后的發展方向，丁力認為：第一，雖然遭受了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但珠三角現在仍然處在工業化階段，發展工業，特別是制造業，提高工業化水平仍是當務之急；第二，珠三角在改革開放30年中初步掌握了在開放環境中發展的能力，但我們一直是被動地參與分工，未來我們應當主動地參與全球資源配置；第三，要正確處理好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關系、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關系，任何形式的偏廢都不利于地區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

　　珠三角城市發展定位清晰

　　他還介紹，整個調研工作一直延續到去年國慶節前，他在結束調研工作后先后參與了幾次《綱要》的起草討論工作，最后，在國家有關方面的主持下，對《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進行了起草編制。

　　城市發展定位清晰

　　作為參與者，劉熠輝認為，《綱要》最大的亮點在于對相關城市和相關產業的發展定位準確，指明了方向。

　　而在其參與調研的金融領域，劉熠輝表示，《綱要》最主要的是對廣州和深圳的城市發展、對相關城市之間的金融資源配置進行了很清晰的定位，有利于實現城市間錯位發展、協調發展。

　　《綱要》中，廣州的定位是區域性金融中心，通過建立區域石油流通樞紐和交易中心等，充分發揮廣州石油實物交割重要節點的作用。

　　“事實上，建立區域石油流通樞紐和交易中心的動議就是由廣州方面提出的。在廣州調研時，廣州方面提出了這一發展訴求，并陳述了自身具有的市場基礎和優勢。”劉熠輝透露。不過，最終這一項目將在哪個城市有所突破還沒有定論。

　　劉熠輝還透露，在深圳調研期間，坐擁交易所優勢，深圳方面提出了將上市資源弄足的訴求，并希望盡早推出創業板。而最終出臺的《綱要》也明確提出：“盡快在深圳證券交易所推出創業板，完善代辦股份轉讓系統。”

　　劉熠輝還表示，開展對港澳地區貿易項下使用人民幣計價、結算試點與《綱要》提出“建立金融改革創新綜合實驗區”是相呼應的。他認為，未來一段時間，可能將人民幣資本項下可自由兌換試點擴大至珠三角九個城市，并推動“人民幣亞洲化”，最終實現三地金融資源自由流動和全面融合。

　　盡管對于河套地區的開發在《綱要》中并沒有明確，但他透露，在調研期間，有關方面也有提及該地區的開發，主要內容為計劃在河套地區搞新興產業，如金融服務業等，但希望得到中央方面更多更廣的政策傾斜，如稅收、立法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