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索羅斯曾多次大叫“狼來了”，結果都被證明是假警報。不過這一次，他說“事不過三”，狼真的來了。

　　在最近剛剛完成的新書《金融市場新典范》中，這位金融投機大鱷不但預言過去25年來已經形成的超級泡沫即將破滅，而且還特別“提醒”日本，“失去的十年”可能重演。

　　在美國財長保爾森拼命宣稱次貸危機已近尾聲的今天，索羅斯的言論又讓日本嗅到了“廣場協議”的腥風。

　　1985年，美歐聯手發動那場戰役，迫使日元大幅升值，抵消了日本經濟的不可一世，從而將美國從80年代的衰退中解救了出來。

　　如今，次貸危機后美國金融機構急于回收資金，而日本金融體系又被“外國投資者”滲透并操控著。華盛頓是否會“ 和平”、“合法”地卷走日本市場的金融資本，去填堵那個巨大的風洞？

　　在密歇根大學羅斯商學院，一位名為若杉孝昭的學者將日本的擔憂比作二戰后的恐懼，當時流言紛飛，傳說美國大兵登陸日本將導致大規模的強奸和屠殺。

　　面對次貸危機影響下最近幾個月日本景氣動向的10個指標全部惡化，景氣先行指數甚至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后首次觸及零水平，日本媒體也開始疾呼，“如果政府和央行不及時采取行動，那么日本有可能不再是‘一等經濟’。”

　　調整東亞航向

　　日本有一個選擇，即使是從“經驗主義”出發，它也清楚東亞是一個避風良港。

　　上世紀90年代初，“廣場協議”后的日本為了尋求一條生路，在老布什罵罵咧咧的強烈不滿中全面恢復了對華經濟關系，因此從美歐的聯手重擊下緩了一口氣；在經歷了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后，日本經濟轉向與中國合作才逐漸爬出了“ 失去的十年”。

　　而今，歷史似乎又驚人地相似。作為美歐日三邊中最為脆弱的一方，為了避免次貸危機后的“敞口風險”，五六月間，日本正在釋出種種信號——回歸東亞仍是一個選項。

　　5月6日至10日，胡錦濤主席展開了訪問日本的“暖春之旅”，中日兩國在簽署“第四項政治文件”的前前后后，幾條消息引人關注。

　　5月4日，中日韓3國和東盟10國財長一致同意，為落實“清邁倡議”多邊機制，將至少出資800億美元籌建共同外匯儲備基金，其中，中日韓3國分擔80%，余下20%由東盟國家負擔。

　　5月7日，胡主席訪日的第二天，中石油與新日本石油在東京達成協議，宣布將首次成立合資公司，利用日本國內富余的煉油能力進行石油精煉。

　　日本共同社還做了注釋，“近年來，中國制造業和發電行業對石油制品的需求迅速增長，而日本國內由于需求下降，煉油廠的生產能力處于過剩狀態。”

　　輿論認為，僅就“煉油生產能力”而言，這段文字準確地描述了雙方的合作潛力，而它的潛臺詞則在于，在整個經濟結構層面，中日雙方可以良性互補。

　　也有分析指出，此舉是中日雙方為解決東海油氣田問題走出的“實質性一步”。

　　6月1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姜瑜宣布，中日雙方通過平等協商，就東海問題達成原則共識。在公布七個坐標點圍成的共同開發區塊之前，原則共識首先強調，“在實現劃界前的過渡期間，在不損害雙方法律立場的情況下進行合作。”

　　面臨美國次貸危機后的生存問題，日本甚至發出這樣一個信號：中日將來有可能在能源問題上逐漸發展成德法那種“ 煤鋼聯合體”；日本有可能更加積極地參與東北亞甚至東亞經濟一體化。

　　這一信號同樣傳到了朝鮮半島。在北京結束朝日關系正常化工作組會議后，6月13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町村信孝說，朝方將對“綁架問題”重新展開調查，并愿意就1970年日航“淀”號客機劫機者的引渡問題提供合作，而日本決定部分解除對朝經濟制裁措施，包括允許“萬景峰92”號客貨輪等朝鮮船只停靠日本港口，不再勸告日本國民勿前往朝鮮，以及允許朝鮮包機入境等。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張璉瑰教授告訴《環球》雜志，實際上日本很清楚，朝鮮聲稱的對“綁架問題”重新調查并無實際意義。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對于最近的朝鮮局勢，《世界新聞報》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一個關鍵詞——“東北亞經濟圈”。顯然，日本要保留這一選項，平壤無疑是另一個著力點。

　　日本這一輪對外政策的調整，與福田康夫的“內海說”頗有關聯。

　　5月22日，在東京舉行的“亞洲的未來”國際交流會議上，福田以“當太平洋成為‘內海’之日”為題發表演講，就任以來首次全面闡述了對亞洲外交的基本方針。他呼吁環太平洋各國加強經濟合作，將太平洋變成像地中海一樣能夠頻繁進行人員及物資往來的“內海”。

　　在“內海說”的五項基本方針中，第一條就是“全力支持東盟在2015年前組建共同體的努力。日本將在今后30 年努力幫助消除亞洲的差距。”

　　《讀賣新聞》5月23日說，“新福田主義”包含了與亞洲國家加強關系的具體措施和強烈愿望。日本《外交論壇》月刊則在一篇題為《從東盟統一看東亞共同體走勢》的文章中指出，盡管1990年時任馬來西亞總理的馬哈蒂爾提出的東亞經濟集團(EAEG)的構想遭遇挫折，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對東亞共同體的討論顯示出了堅定的意志。

　　值得注意的是，福田所指的這個“內海”，并非美國倡導的APEC的“二次包裝”。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它 “連接了日本、中國、俄羅斯、美洲大陸、澳大利亞、東盟、印度直到中東。”

　　這其中，“美洲大陸”的措辭剝奪了“美國”單獨露臉的機會，而“內海”要連接的“中東”，又覆蓋了美國全球戰略的核心地區。

　　有觀察家認為，日本實際上是發出了這樣一種訊息：愿意在承認“美國已經衰落”的基礎上，與亞洲國家集體角力全球經濟。

　　續訂美國船票

　　然而，“內海說”本身又是一張“復合牌”，其最直白的體現就是福田提出的第二條基本方針：“把日美同盟作為亞太地區的共同財富加以強化。”

　　有評論認為，日本之所以表現出愿意回歸東亞，是出于免遭“第二份廣場協議”或者“第二次金融風暴”打擊的經濟考慮，是在生存壓力下的暫時妥協，因為在美歐日三邊中，日本經濟最容易成為次貸危機的“泄洪點”。然而在政治上，對東亞一體化“口服心不服”的日本，仍然不想放棄“另一種選擇”。

　　接受《環球》雜志采訪時，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所長楊伯江將之比喻為“借船出海”——借美國之船駛向“政治大國”之海，確立日本在亞太區域的地位，同時，在安全領域強化與美國之間的軍事同盟和安全保障關系。

　　耐人尋味的是，日本首相將美國扔進了“美洲大陸”的集體照中，同時又把美國的核心戰略地帶中東納入了環太平洋國家的合作范圍，并沒有遭到華盛頓的公開否定。

　　5月28日至29日，包括共同社、《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在內的日本各家媒體，開始集中炒作自衛隊C-130H運輸機將進入四川運送救災物資，但是自衛隊的最終成行方案，是“漣”號驅逐艦取代了C-13 0H運輸機，抵達的是廣東省湛江市而非中國內陸，時間是在6月24日——東海和朝鮮半島方向傳來積極信號之后。

　　福田提出“內海說”的8天之后，5月30日，第七屆亞洲安全大會在新加坡開幕。與以往相同，美國國防部長在5 月31日的發言中還是把焦點放在了中國身上。雖然蓋茨沒有像其前任那樣在“理論層面”上叫囂“中國威脅論”，但是關于中國軍力增長問題，他依舊老調重彈。

　　由于會議主辦方的刻意安排，在分成若干主題和會場的研討會上，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馬曉天中將與蓋茨并無 “交集”，即使如此，中美兩國軍方領導人的“隔空對話”，仍被解讀為“唇槍舌劍戰獅城”。

　　美國《洛杉磯時報》說，馬曉天在發言中對蓋茨的講話幾乎進行了逐點反駁——“反對以一些國家的安全為代價，保障另一些國家的安全，包括擴大軍事同盟的做法”，“建立和部署導彈防御系統，在世界一些地區開展相關反導合作，不利于維護戰略平衡與穩定，不利于國家間互信和地區穩定”。

　　在一些媒體看來，盡管馬曉天中將的講話并非點名批評，但是反對擴大軍事同盟、反對導彈防御系統的鮮明立場，不得不令與其同在一個會場的日本防衛大臣“對號入座”。

　　十天后的6月10日，日本海上保安廳一艘巡邏艇在釣魚島附近海域與一艘臺灣漁船相撞，導致該漁船沉沒。據臺灣《中國時報》報道，歷劫歸來的臺灣“聯合號”船長何鴻義與船員楊坤風、項彥豪6月14日在記者會上說：“‘聯合號’是以時速12海里直行，從未偏離航線，根本不是日方所稱的‘蛇行’，事實就是日艦從后頭趕上，無緣無故地撞上了我們。”

　　6月30日，又有5名日本國會議員搭乘飛機前往釣魚島上空進行所謂“空中視察”，當天，中國外交部亞洲司負責人奉命約見日本駐華使館官員，就此事提出抗議。

　　兩邊利益都能賺到極致？

　　一邊是與中國就東海問題達成原則共識，部分解除對朝鮮的制裁，一邊又撞沉了中國臺灣的漁船，在釣魚島方向不斷挑事，福田最近的“共鳴外交”，顯然有一點組合拳的味道。

　　其左右開弓的本質，依然是兩邊利益都想賺到極致的“騎墻主義”：預定東亞經濟一體化的保護傘，可以最大限度地免遭經濟襲擊的滅頂之災；搭載美日同盟的戰船，可以最大限度地攫取政治、軍事利益，同時遏制中國的崛起。所謂的“新福田主義”，至今還沒有擺脫起始于小泉晚期、貫穿于安倍時代的“外交調整嘗試”，仍在中美兩邊下注。

　　然而有史可鑒的是，無論是在“廣場協議”的打擊下，還是被亞洲金融風暴席卷過后，在美國投機資本的眼里，美日同盟一錢不值。

　　如今，次貸危機仍未結束，在誰都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的情況下，對目前依然是世界“一等經濟”的日本來說，最好的選擇只能是真心實意地扎緊東亞經濟的籬笆，同時將中日“第四項政治文件”的核心要義落在實處——“兩國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來源：《環球》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