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形勢對中國經濟無疑是巨大的挑戰，但未必不是一次令我們的企業脫胎換骨的機遇。

　　最近關于珠三角的新聞特別多：大批企業倒閉，張茵的玖龍紙業被指是“血汗工廠”，東莞爆出了童工丑聞。這些新聞表面上看起來各不相干，實際上，其背后卻有一條共同的線索。那就是，珠三角“低成本數量擴張模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時過境遷

　　人們喜歡用“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來形容事物輪回變換的規律，這個說法在改革開放30年整的今日中國，具有特別的意味。珠三角無疑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這里曾經產出的不僅僅是不計其數的廉價紡織品、電子產品和玩具，同時還有中國最前沿的經濟理念和市場意識，這些物質和精神的產出，使得珠三角一度成為中國最為活躍的經濟區。

　　然而，勢易時移，隨著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以及中國經濟的縱深化傾向越來越明顯，珠三角的優勢依然不復存在，甚至變成了劣勢。在人民幣升值、以美國為首的外部需求疲軟，以及新《勞動合同法》促使的成本提升等一系列變量的重新作用下，原有的平衡格局已經被打破。產業集群的同質化導致的內耗還在不斷加劇，匯率變動導致的貿易風險不斷增強，而一直低廉和豐富的勞動力開始尋求重新定價，同時伴隨而來的還有對這一模式的道德拷問。這一切都意味著，珠三角模式，乃至其代表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都到了需要重新定位的時刻。

　　美國著名戰略管理學家波特把經濟發展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廉價勞動力、自然資源等“生產要素驅動發展階段”；第二階段是大規模投資、改善技術裝備成為支撐經濟發展主要因素的“投資驅功發展階段”；第三階段是創新能力及其水平成為驅動經濟發展主要動力的“創新驅動發展階段”；第四階段是“財富驅動發展階段”。

　　按照這個劃分標準，珠三角乃至中國的經濟發展正面臨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即由“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過渡的階段。這種過度對于保持一個地區和一個國家的競爭優勢是必須完成的，但它同時也必然是充滿痛苦的。

　　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日前在魯、蘇、浙、粵、冀、閩6省的調研結果顯示：在人民幣升值、原材料及人工成本不斷上漲、出口退稅降低的情況下，2/3的企業利潤率只有O.62％，其它1/3企業盡管利潤占據了整個行業的80％，但是毛利潤率也僅在6％至10％之間。許多企業在這種低利甚至無利的情況下已經難以為繼，紛紛倒閉，生存還是死亡的問題，從未變得如此迫切。

　　禍福相倚

　　然而，在中國人的哲學觀里，一直都有禍福相因、禍福相倚的思想。對于珠三角和中國經濟，我們遠沒有到悲觀的時候。目前的形勢對中國經濟無疑是巨大的挑戰，但未必不是一次令我們的企業脫胎換骨的機遇。在這一點上，日本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今的中國和1970年代的日本在宏觀經濟和產業結構及產業政策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一方面人口結構老齡化使國內儲蓄率高企，從而推動投資增長，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另一方面由于消費量較低，產能擴張必須依靠出口增長加以消化，外貿順差不斷擴大，外匯儲備快速上升導致流動性膨脹而且貨幣面臨升值壓力。環境、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壓力迫使企業在產業鏈上向更高附加值轉移，收入水平提高帶動的消費結構升級加速了產業升級的步伐。

　　據了解，廣東省決策層對于珠三角產業升級，目標已經清晰——希望最終實現“產業的高級化(高技術及高附加值)與協調化(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如前所述，這將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對于正在經歷這一切的企業而言，它們無疑正在經歷自創業以來的“二次革命”，而這次革命所帶來的影響也必將更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