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階層分化的現實，同樣也改變了中產后備軍的命運

　　劉堪至今還在后悔自己為什么沒有在畢業時接受那份高薪的邀請。

　　2005年，劉堪從上海同濟大學通訊專業畢業，憑借學校名聲和所學專業，他獲得了一家外企的邀請，第一年的薪水是7萬人民幣。但劉堪并沒有接受這個邀請，“我當時覺得機會多的是，7萬并不能打動我。”他說。他選擇自己花錢去考了思科網絡認證，他的想法是拿到這個認證后，找月薪至少萬元的工作。劉堪覺得，拿高薪，最后成為一個優雅的中產者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

　　一年之后，劉堪懷揣著畢業證和考取的證書開始找工作。但令他深感意外的是，他并沒有獲得想象中更高薪的職位。“有一次我去參加一個招聘會，人家一看我只是本科，隨手就把簡歷還給我了，說他們最低要求也是碩士。”劉堪說，他考取的證書也沒有給他多大的幫助。

　　最后劉堪在深圳聯通找到一份技術工程師的工作，月薪4000元，由于不是應屆生，他沒有成為編制內的員工。

　　在這段時間里，深圳成為全國房價漲幅最高的城市之一。劉堪在觀望了一年之后，依靠父母給他存下的50萬壯膽，慌忙中選了套房子，付了3萬元定金。付錢之后，他去樓盤看房，才發現房子是在深圳的關外，極其偏僻，生活配套設施也不好。緊接著，8月份深圳房地產市場開始調整，觀望氣氛濃厚，他最后放棄3萬元的定金和那套遙遠的房子。

　　至此，劉堪覺得現狀已經離他畢業時設計的越來越遠了。“現在剛畢業的大學生，很可憐，教育貶值，薪水降低，資源缺乏，機遇缺乏，房價卻在狂漲。”劉堪低沉地說，“原來的那些想法，早沒了。”

　　“有時候走在深南大道上，看著周圍的高樓，我會問自己，這是屬于我的城市嗎?”劉堪對《新世紀周刊》說。

　　雖然出身名校，但劉堪說，他身邊的同學有類似經歷的人并不在少數。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日前與騰訊新聞中心聯合進行了一項在線調查(4130人參加)——“你對人生缺乏熱情嗎”，結果顯示，71.0%的人認為現實生活中充滿了焦慮，55.0%的人對人生缺乏熱情。

　　根據統計，大學畢業生平均薪酬已經連續三年下降，平均工資降幅達數千元。而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畢業生，一直是成為未來中產階級的最大潛力群體。對于剛剛步入社會，就承受巨大生存壓力的年輕人來說，很可能需要犧牲再學習能力和生活品質，才能勉強立足。而這一現狀的直接后果，就是減少了培育中產階級的可能。

　　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米爾斯在《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描述了教育成為美國人社會地位提升機會的始末。從杰弗遜時代以來，大眾教育就與推進民主結為一體。而政府也對教育相當重視。進入公辦中小學的適齡兒童逐年增加。招生規模的巨大變化加強了地位的平等感，在小城市里尤其如此，所有的孩子，無論出身地位或職業地位如何，都可能在同一所高中上學。教育系統所提供的職業技能訓練為中產階級的興起提供了社會條件。

　　19世紀末，每年大約有15萬勞工及其子女進入白領中下層。小企業主與勞工的子女是急劇擴大的白領中下層的后備軍，他們躋身白領的主要階梯是學校。通過學校教育，掌握某種技能，從而進入中產階級的行列。

　　遺憾的是，這種勢頭即使在美國等西方國家也沒有延續。中產階級分化的過程，同樣也改變了中產后備軍的命運。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曼，在一篇名為《畢業生與寡頭》的文章，指出了美國學歷貶值的問題。他發現從美國的統計數字看來，真正的財富贏家不是那20%的高技術者，而是1%的新寡頭。首先，過去5年來，大學畢業生的收入事實上是降低了。更驚人的是，從1972年到2001年，收入在前10%的人，所得只成長三成。但是前1%的人所得成長了87%，而前0.1%成長了將近100%。

　　“找工作難、找外資白領工作更難，即使找到了工作，工資卻并非以幾何倍數增長，房子汽車遙不可及，物質生活似乎只是屬于一小撮人的。”劉堪說。（張邦松）

　　來源：新世紀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