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景潤的“哥德巴赫猜想”、袁隆平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吳文俊的“數學定理機器證明方法”、中國科學家關于“結晶牛胰島素的全合成”，這些曾經引發國際科技界廣泛關注的學術成就，當年都首發在國內學術期刊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今天許多學者則對媒體坦承，“如果我有好的學術文章，我更傾向于投到國外本領域的期刊上。”

　　面對優秀論文外流這一尷尬局面，今天上午在京發布的《中國科協科技期刊發展報告(2011)》分析認為，我國的科技期刊學術質量未能全面反映出我國科技發展的真實水平，優秀論文外流拷問科研評價導向機制。

　　資料顯示，國家對科技工作的大力支持以及科研經費的持續投入，使得我國科技產出迅猛發展。近10年來，我國科技論文的發表數量大幅增長，目前已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但我國學術期刊在整體上還沒有形成國際競爭力，一些重大科研成果均以在國外期刊上發表的方式受到世界關注。

　　《報告》認為，導致我國科技期刊學術質量未能全面反映我國科技發展真實水平的原因是，國內不少學術研究和管理評價機構為了提高研究成果的國際顯示度與影響力，制定了針對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例如SCI收錄的國外期刊)上發表論文的各種獎勵政策，“正是在這樣的政策導向下，我國學者投稿首選國外高影響力期刊，造成大量的優質稿件外流”。

　　“如果不改變當前的科研評價導向機制和政策，倡導國內學者和專家將優秀成果更多地投向國內期刊，論文外流現象勢必進一步加劇。”《報告》分析認為，由此將導致國內期刊無法獲得優秀科研成果的首發權，期刊質量和學術影響力難以提升。

　　事實上，在我國大量外流的科研論文中，不乏極具科研價值和學術影響力的一流論文，這一點從中國作者在國外若干領域高影響因子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數量迅速增加中可見一斑。

　　一組數據可以為此寫下注腳：近年來，美國《工程學與科學中的計算機建模》在JCR(《期刊引用報告》，全稱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中的影響因子為4.785，2000年時還未發表中國作者論文，2008年發表中國作者論文數量達33篇，占該刊全年載文量的16.7%，份額列美國之后。在材料科學領域，2001年《納米快報》(美國化學會主辦，在JCR材料科學期刊中排名第六)發表中國作者論文5篇，至2009年已增長到72篇。

　　中國科協書記處書記馮長根今天上午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提問時表示，“學術論文我們不叫‘外流’，我們鼓勵學術論文走向更廣闊的國際舞臺。”

　　他同時反思，“大量的論文沒有登在中國的期刊上，問題在于我們現在辦刊的質量還不是太高，主要是學術論文信用方面出了問題，對好論文缺乏激勵舉措。”

　　“吸引好論文，培育好作者。這是我們下一步努力要做的。”馮長根說。

　　“過分注重量化學術指標，也引發了學術不端。”《報告》同時認為，在重視論文數量、期刊影響因子、核心期刊的“指揮棒”下，科研人員為了應對各種考核評價，研究生為了順利獲得學位，已不再僅僅出于學術交流的需要而發表論文，而往往帶有晉升職稱、評選優秀、獲得項目資助和獎勵等功利性目的。

　　“這種看似客觀、簡便的評價方式，其實是一種過度量化、過于簡單、忽略論文及科研成果實際價值的學術評價方式，嚴重背離了學術研究的宗旨，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我國學術評價機制的不健全，也催生出大量的‘學術泡沫’。” 《報告》對此一針見血地分析道。

　　在研究者們看來，正是由于過于追求量化學術評價指標、評價結果與職稱、考核“掛鉤”的結果，使得整個學術界沉浸在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圍中，甚至成為引發一稿多投、同一學術成果重復發表等學術不端現象的主要根源。

　　《報告》指出，在期刊的分級分類評定過程中，過度依賴量化評價指標同樣帶來弊端。在量化指標成為學術質量主要衡量準繩的情況下，某些期刊為了提高相關指標，不擇手段，采取一些不客觀的人為方法提高某些指標，完全成了評價指標的“奴隸”。

　　由此產生了一些怪現狀：人為干擾參考文獻引用，要求作者多加引用自身期刊的參考文獻，以此提高被引頻次和影響因子；為提高基金資助文章的比例，對無基金資助的論文拒之門外；為縮短報道時差，不是采取有效措施加快稿件處理速度，而是注明修改稿定稿日期作為收稿日期，并不注明收到原始稿件的日期，以此獲得較短的報道時差。

　　“亟須建立健全科學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科研評價環境，使評價體系起到促進科研的作用，這也是國內期刊提升學術質量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報告》作者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