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企業發展再次站在關鍵的十字路口。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對于發展新的生產力，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做出了系統部署，對國有企業增強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競爭力提出了明確要求。2月1日，2026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年會發布的《2026中國企業改革發展報告》認為，2026年“十五五”開局中，企業要把握結構性改革機遇，在變局中鍛造高質量發展新動能。一是聚焦價值重構，重塑增長邏輯。二是強化創新賦能，融合產業升級。三是完善治理體系，激活內生動力。四是統籌兩個市場，拓展發展空間。五是國企民企協同，共筑發展根基。

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翁杰明分析，“十五五”時期，企業界必須堅持正確方向的前提下，直面影響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以改革與政策“雙向”發力，處理好若干重大經濟關系，既要繼續推出有利于周期，解決“面大”的問題，更要逐步深化改革，調整解決各種深層次問題。具體來說，有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國家發展規劃與市場化運行、新興產業培育與傳統產業維護、消費條件改善與居民消費促進、投資精準性與時效性、新質生產力發展體系構建、政府經濟職能轉變與地方可持續發展、高水平開放與深層次改革、智能監管與政務體系運行等九大關系。

全國政協委員尹艷林認為，當前必須統籌好宏觀政策與微觀感受、國家規劃與市場運行、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等多重關系，特別要在擴大內需、促進消費、發展新質生產力等方面取得實質性突破，為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奠定堅實基礎。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第一副會長、中國一重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劉明忠表示，高質量發展是做好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工作的根本要求。站在“十五五”開局關鍵節點，要深刻認識到面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唯有突破傳統發展模式，打通限制生產力發展的關鍵“卡點”，才能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在變局中開新局。

有必要建立企業架構

在全面深化改革向縱深推進的關鍵時期，如何將頂層設計與基層探索有機結合，是推動各項改革舉措落地見效的核心命題。中國企業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結構轉型的浪潮中勇擔使命，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必須筑牢可持續發展的根基，維護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與安全，最終實現發展動能強勁、增長效益持續、安全底線穩固的良性循環。南方電網公司企業架構與標準化部總經理胡志廣分析，各大企業在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深化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普遍存在戰略落地不暢、業務協同不足、業技融合困難等問題，與建設世界一流企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要求仍存在差距。因此，有必要建立企業架構，貫通戰略、業務、數字化，有力發揮架構資產價值，推動架構迭代提升、長效發展。一是“建架構”擘畫藍圖，二是“管架構”強化遵從，三是“用架構”發揮實效。

管理現代化既是中央企業健全現代企業制度的堅實保障，也是構建新型生產關系、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國資科創企業是國資持股較大的科創企業，根據公司治理特點可分為國有控股科創公司和無實控人國資科創公司。上海國有資本運營研究院院長羅新宇表示，國有控股科創公司的治理特征是國資監管穿透、控股股東強管控、國資戰略意圖易貫徹、商業目標和政策目標主導的“雙重目標”治理邏輯。但是，存在偏行政治治理邏輯下的創新發展面臨挑戰、創始團隊和技術帶頭人話語權不足、并購型國控企業易出現文化與激勵斷裂。他認為，改革方向的核心思路是從“行政控制”向“戰略控制”轉型，國資保留“方向與底線”，讓渡“路徑與試錯”，監管重點從“結果追責型監管”轉向“過程合規+容錯導向監管”，監管方式從“正面清單”轉向“負面清單”。

無實控人國資科創公司的治理特征是技術主導型治理結構、董事會成為“權力中樞”、信息高度不對稱、國資角色更偏“戰略協同者”。但是存在“內部人”“事實控制”風險、沖突博弈與僵局、惡意收購隱患等典型問題。因此，改革方向的核心思路是強化“董事會中心”“制度性制衡”“不控股不失控”。羅新宇分析，選擇國有控股科創公司還是選擇無實控人國資科創公司，在通常情況下，國資控股與否是科創企業持續融資的結果，理論上對于國資持股不高的公司可通過增持達到控股，但實操上比較難。如果可選擇的話，對于偏平臺、涉及重大技術安全的可優先考慮國有控股，其他性質的科創公司可考慮無實控人形式。不過，國有控股科創公司和無實控人國資科創公司“兩種”路徑在競爭中存在競爭，這將有利于監管和國資國企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國企投資管理能力的提升。

羅新宇建議，股權管理維度：優化股東結構、建立國有股東協調機制、發揮董事長角色的作用；公司治理維度：優化董事結構、優化獨董提名機制、建立外部技術顧問或評估委員會。團隊激勵維度：合理的股權激勵、長期多階段與技術節點掛鉤的股權激勵、關鍵人才股權以及收益保全機制。監管維度：針對無實控人的差異性市場監管、國資參股企業的監管。戰略意圖貫徹維度：總體上與創業團隊一致、可通過資源交換實現意圖落實。“將企業核心功能與國家戰略需求緊密結合，是傳統產業煥發新生、實現價值躍升的關鍵。”中國鹽業集團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李耀強說。

企業管理對象從管“人”逐步轉變為管“人+AI”

2026年，我國經濟將在轉型中邁向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擴大內需成為經濟工作重中之重，現代化產業體系升級將成為經濟轉型的重要方向。中國華電集團戰略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徐耀強分析，經濟周期要經歷繁榮、衰退、蕭條、復蘇的曲線，而“人文經濟學”視域下文化是驅動經濟增長、企業穿越周期的“硬核”力量。一是“人文經濟學”視域下經濟增長的“第三條路線”：第一條路線特征是向外使勁，包括發展新質生產力、換賽道、開辟第二增長線等。第二條路線特征是向內使勁，包括開源節流、降本增效、深化改革、實現內涵式發展等。第三條路線是文化賦能，增加“軟投入”；二是“人文經濟學”視域下企業管理的“第三個效率”：第一個效率即投入產出效率。第二個效率即組織配置效率。第三個效率即X效率。從理論上講，有多少投入就應該有多少產出，但實際是產出往往與投入不符，或多了或少了，大部分情況是少了，因此是個未知數X；三是“人文經濟學”視域下文化賦能的“第三種形態”。第一種形態即作為觀念的文化。第二種形態即作為消費的文化。第三種形態即作為治理的文化。文化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因此在謀劃“十五五”規劃和2026年工作時，應當主動思考經濟增長的“第三條路線”，積極提升企業管理的“第三個效率”，充分應用文化賦能的“第三種形態”。

事實上，企業既需要文化“軟投入”，也需要科技“硬投入”。隨著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門聯合印發《“人工智能+制造”專項行動實施意見》，一場以人工智能重構制造業價值鏈的變革加速推進，以大語言模型、多模態AI、具身智能為代表的第三代人工智能技術，正推動全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深刻重構。南網能源院副院長龔鶴強介紹說，企業管理對象從管“人”逐步轉變為管“人+AI”，人工智能應用正從單一業務流程優化擴展到組織戰略層面。但是企業在響應國家“人工智能+”政策、推動技術與業務深度融合過程中，仍普遍面臨人才結構不匹配、組織結構與機制變革滯后等問題，崗位設置、考核激勵、安全規程基于傳統工作邏輯設計，未能及時響應智能化轉型需求，難以適配人機協同新范式。愛波瑞集團總裁趙禹認為，精益管理是AI有效落地的基礎框架，如果精益是“道”，那么AI則是推動精益走向智能的“術、器、法”。

龔鶴強表示，AI技術應用經歷工具化、業務賦能、組織重構三個階段，因此思考“AI如何重構企業管理”，借鑒系統管理理論，構建人工智能驅動的“技術-組織-管理”變革分析模型，其角色超越“技術工具”，成為驅動組織“技術-人員-結構-戰略”四大系統聯動變革的“環境變量”。一是技術與作業方式從“人找事”到“事找人”，二是組織結構從“大中臺”到“敏捷前臺”，三是人員與技能從“苦勞”到“智勞”，四是企業創新文化從“自上而下”到“上下協同”。龔鶴強認為，人工智能時代各類企業進化展望：產品主導型企業向“工業超腦體”演進，客戶主導型企業向“感知共融體”演進，平臺主導型企業向“算法聯邦體”演進。

要從“世界工廠”轉為全球“企業公民”

“十五五”是承前啟后、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時期，經濟增速需要保持在一定區間內，而增長背后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劉俏認為，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來源于技術進步+資源配置效率提升，而大規模產業場景有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快速增長。一是我國增加研發強度和基礎研究投入，向全球價值鏈上游邁進，增加供應鏈韌性。二是維持制造業GDP占比，增加中高端制造業和裝備制造業占比。三是推動碳中和、數字化轉型、發展未來產業，形成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新動能。四是提升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大幅降低城鄉收入差距，實現經濟再平衡。

高質量發展是由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來驅動的增長，而新時期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來源：一是科技革命催生出的新節點行業，二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長被掣肘的領域。劉俏表示，我國“十五五”規劃、產業政策等與自下向上的底層活力相結合，形成圍繞若干節點行業的內生國民經濟生產網絡。因此，要聚焦投資節點行業，發生在節點行業的技術變革和沖擊通過生產網絡傳遞，帶動上下游產業發展，產生對總體經濟倍數效應。“我國全球價值鏈參與度高，但總體處于價值鏈中下游，關鍵技術、核心零部件等存在短板，亟需大幅提升基礎研究占比，科技創新急需與產業創新融合。”劉俏強調。

我國自“反內卷”政策實施以來，生產價格指數降幅持續收窄，推動企業從規模擴張、低價競爭，轉向質量提升、效率優先、創新驅動。劉俏認為，企業利潤改善后可將更多資源投入技術研發與勞動者報酬提升，長遠形成“合理價格-適度利潤-穩步增收”的良性格局。我國企業“大出海”時代，尋找新價值主張：從產品出口到全價值鏈布局，從大到偉大倒逼技術創新與管理升級，從發展到可持續發展，從“走出去”到“走進去”。他強調，企業出海的底層邏輯形成“合理價格-適度利潤-穩步增收”的良性格局，可有效對沖國內“內卷”的利潤擠壓，為價格提升與勞動者增收創造空間。

當前，中國企業海外收入占比已升至16%左右，出海價值主張發生深刻轉變：從簡單產品出口轉向全價值鏈布局，從規模擴張轉向價值創造與管理升級，向綠色、數字化、可持續發展轉型，從“走出去”的交易思維轉向“走進去”的當地投資思維，這一轉變強化了中國企業全球競爭力，為打破低價循環、優化微觀經濟格局提供了重要支撐。上海均瑤（集團）有限公司總裁王均豪認為，中國企業全球化應實現從“走出去”到“走進去”、“走上去”的升級。昌輝汽車電器（黃山）股份公司董事長王正中表示，當前，全球已經進入3.0時代，要從“世界工廠”轉為全球“企業公民”，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各種政策、資源，抱團走出去-走進去-融進去-防風險。“昌輝汽車電器（黃山）股份公司出海不是再延長X軸（規模擴張），而是打開Y軸（市場擴張、能力進化、價值鏈升級），打造一流全球采購供應商。”王正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