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期以來，中美兩國之間發生了大規模的貿易摩擦。實際上，我在2018年元旦發布的新書《樞紐》中就已經談到這種可能性了。未料到，《樞紐》一書出版不到半年，大規模的貿易摩擦就真的出現了，并且規模迅速升級。一時間，網上滿是中國制造業面臨貿易摩擦的嚴重沖擊，大量制造業工廠正在向海外尤其是越南大規模轉移的消息，中國經濟似乎正面臨重大危機。很多人質疑我在《樞紐》中的說法，認為現實已經狠狠地駁斥了這本書。

從純粹的理論分析來看，我認為這種大規模轉移不大可能。因為我所論證的支撐中國供應鏈網絡的很多條件并未因貿易摩擦遭遇實質性挑戰，海外也沒有哪個國家有條件承接中國如此大規模的供應鏈網絡轉移。而在今天的全球經濟邏輯之下，僅僅轉移工廠而不轉移供應鏈網絡，是構不成實質意義上的轉移的。但是這種理論分析倘若沒有足夠的實證研究支撐，說服力仍然有限。于是，在2019年，我與研究團隊的伙伴們一起從北到南對越南做了深入調研。在去越南之前，我們先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對中國企業做了深入調研，以便獲得必要的預備知識；從越南回來之后，基于新獲得的信息，我們又逆向回溯到國內的供應鏈網絡上游，到珠三角以及廣西中越口岸地區做了深入調研。

大半年的深入調研以及與研究團隊伙伴們的反復討論，讓我有了巨大的收獲。基于調研形成的理論收獲，可以總結為如下4點。

第一，制造業向越南的所謂“轉移”，實際上是中國供應鏈的“溢出”，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一事實不會發生實質性變化。在越南和珠三角的調研告訴我們，從中國向越南轉移的，并不是某些行業中的整個產業，而是該產業生產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環節，主要是對供應鏈需求較低、人工成本占比較高的環節，通常是最終的組裝環節。其他環節很難轉移出去，仍然留在中國的供應鏈網絡中。結果就是，生產流程中的某些特定環節往越南轉移得越多，對中國這邊供應鏈的需求就越大，以中國和越南為代表的東南亞之間從而形成了一種深度的嵌合關系。這樣一種轉移，還是稱之為“溢出”更恰當一些。

第二，能夠轉移的環節，和通常所說的高技術產業還是低技術產業沒有關系，而是和不同梯次工業革命所出現的產業有關系。和通常說的產業本身的技術水平高低無關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今天各國之間已經是在工序層面的跨國分工，復雜產品很少能在單一國家或地區內部完成全部生產環節。高技術產業的生產環節中不都是高技術環節，其中的低技術環節如果符合第一點的條件，是有機會轉移走的。但是在轉移過程中，不同梯次工業革命所出現的產業，其轉移邏輯是不一樣的。

第三，推動中國供應鏈網絡向東南亞溢出的真正力量，是中國民間的力量。我在調研中注意到，貿易摩擦越嚴重，民間經濟就越努力加強自救。所謂自救，很多都是生產環節向海外尤其是向越南的轉移，因為那些地方無須面臨美國的高關稅。但是，在轉移的過程中，只有組裝環節能夠出去，其他環節仍然需要依托中國龐大的供應鏈網絡。而中國供應鏈網絡的活力，也來自民間經濟。因此，貿易摩擦的結果是，中國的供應鏈網絡會加速向海外擴展，但這一過程的主要動力來自民間。我們在越南的調研中發現了國內很少有人注意到的“中國干部”這個群體。所謂“中國干部”就是，無論什么“資”的企業（主要是臺資），只要是把工廠從中國大陸遷到越南的，則中高層管理人員基本上都是從中國大陸去的，這群人自稱“中國干部”，是個有幾十萬人的群體。中國干部是把中國的供應鏈網絡與越南的組裝環節銜接起來的重要微觀載體，他們在打拼的過程中擁有了大量基于跨文化的調適能力而演化出的管理技巧，掌握了大量可實踐但難傳授的隱性知識，是具有巨大價值的海外智慧寶庫。

第四，“溢出”而非“轉移”的根本原因在于，隨著技術、公司組織形式以及生產邏輯的演化，經濟空間和政治空間越發分離。經濟空間以各種方式穿透國界存在，政治無法真正約束這種經濟空間的運轉。信息技術天然地是穿透國界的，這個我們都很熟悉了。而制造業中的生產流程也越發成為一種跨國性的存在，這跟我們過去所熟悉的不一樣了。從國內層面著眼，這帶來了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民間經濟的運行邏輯和政府政策的邏輯越來越分離成兩條線。政策對民間經濟的影響機制，跟過去已經大不一樣。從國際層面著眼，這還會帶來一個結果，就是以國家為單位來思考經濟問題已經越來越沒有意義。世界必須找到新的治理辦法，新辦法的根基必須與新變化的動力基礎相匹配。經濟活動穿透國界才帶來了這些問題，但經濟活動的基本單元并不是國家，而是商人，所以新的治理辦法是需要由商人來主導的。隨著技術和生產的變遷，商人秩序很可能走到了需要重新站到歷史前臺的時刻。我在書中做了個大膽的構想，就是構建“東亞漢薩同盟”，它標示著我對未來可能形成的秩序的某種構想。

貿易摩擦是一種很有趣的“極端”環境，它可以把很多平常狀態下易變的、擾亂人視線的東西都拂去，底層不易改變、在更大程度上規定著演化方向的東西，會在這樣的環境中逐漸浮現出來。正是在這種“極端”環境下，我們可以發現民間經濟正在“溢出”的強大動力；也是在這種“極端”環境下，我們會被促使著去構想未來新的秩序可能性。

“原力”是《星球大戰》電影里的一個概念，指的是最底層的動力。原力覺醒，就是說長久沉默的最底層動力行將浮出水面。在貿易摩擦的背景下，在當下動蕩不堪的國際格局中，反倒更容易看清——在今天，中國與世界經濟關系中真正的“原力”，就是商人秩序的力量。這個“原力”一直存在，但長期沉潛，久未獲得自覺。到了今天，技術和生產的演化很可能會把它推到歷史的前臺，“原力”應當“覺醒”，“原力”也必須“覺醒”。

（作者為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為《溢出：中國制造未來史》前言，發表時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