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是一面鏡子，能照出領導干部的作風、擔當和能力，也能反映各地“智慧城市”的建設水平。從地圖大數據預測人流趨勢，到同程人員查詢;從智能外呼平臺助力社區篩查，到口罩預約和智能問診……哪些地方“智慧城市”建設得好，哪些地方在擺“花架子”，一目了然。

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日趨完善的產業體系、厚積薄發的科研實力、先進的科學技術，正成為戰“疫”的強力武器。但我們也看到，一些因工作疏忽或盲目自信導致的技術短板，影響了疫情防控的成效。當前，我們亟須打好技術戰“疫”，但那些“智慧城市”去哪兒了?

有些地方在“智慧城市”建設中投資動輒以億元計，卻連“在線預訂口罩”“線上收治登記”等基礎功能都無法實現;一些宣稱“智慧城市發展領先”的地區，網上政務系統崩潰停擺，無法為民所用;有些街道社區的通知傳達、防控知識普及，依然靠嘴、靠腿、靠手動;體溫上報、申報疫情線索、相關文件簽字、信息填報等，用的仍是20年前的人工處理方式。

一些部門想掌握病患數字變化情況，居然還要靠打電話;部分高鐵站登記乘客行程和身份信息，仍采用紙筆方式，徒增乘務人員工作量和感染風險;部分地區紅十字會在“物資就是生命”的關鍵時刻，對緊迫物資的收發、分配仍在用“手寫計數”，未能及時緩解一線主力醫院物資匱乏難題——這些都與地方數以億計的“智慧投入”不成正比。

值得一提的是，據此前媒體報道，截至2019年7月，數字政務已覆蓋我國422個城市，涵蓋1000多項服務，累計服務民眾達9億人次。中國信通院發布的白皮書顯示，“政務云”已覆蓋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劃單位。記者留意到，根據該報告，在此次疫情較為嚴重的地區，2019年就已有近90%的服務部門和業務系統，宣布“成功實現云上運行”。

這就引出一個必須正視的問題：為何一面是“智慧城市”建設投入不斷加大，近九成的政務服務已“上云”，一面卻是大數據、數字政務等服務質量表現欠佳?有些早就開發驗證過的成熟技術，為何應用不到該“硬核”的地方，導致最后處處應對失措，讓人民群眾看著干著急?

在重大疫情面前，“智慧城市”的作用，不躺在藍圖和賬本里，也不停留在響亮的口號里。治理現代化和精細化，既體現在城市醫療、交通、物資等重要資源的科學調配上，也體現在能否解決“口罩預約”這樣的小事上。如何讓“智慧城市”建設成果“下沉”，推動新技術新應用與治理現代化的融合，是這場疫情“技術大考”留下的思考題。

既然斥巨資、花大氣力搞“智慧城市”建設，那么該“硬核”的時候，就不能“掉鏈子”“拖后腿”，讓群眾干著急。對比各地戰“疫”中交出的數字化答卷發現，我們在“智慧城市”建設中需提升的空間還很大：不論是數據采集應用能力、資源整合共享能力、公眾數字化應用能力等基礎支撐，還是運用已有技術針對突發問題的預判機制、解決機制和運營服務力量等方面，都亟待有關各方尋找差距、補齊短板。

當前，戰“疫”正處于爬坡過坎的關鍵期，貫徹落實中央部署，需要利用好技術這把利器。無論是精準全面研判疫情趨勢、分清輕重緩急、明辨主要矛盾，還是對疫情防控周密部署、科學開展社區防控等，都需要讓“智慧城市”建設發揮應有的作用，實現科學高效、井然有序。

亡羊補牢，為時未晚。戰“疫”是一張試紙，“試”出各地“智慧城市”建設的成色。此次戰“疫”中暴露危機和問題，正是改進和提升的良機。疫情防控是城市治理的重要議題，希望“智慧城市”建設能夠在此次戰“疫”中發現短板和不足，并有針對性地做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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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城市的共同特點是，大數據等信息產業高端展會密集，人才、資金、技術、產業集中度高，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迅速。尤其是杭州、武漢、成都、重慶這幾個區域中心城市，阿里、騰訊、華為、京東、平安、浪潮、科大訊飛迅速跟進，瓜分智慧城市蛋糕。為換取地方政府緊密合作，這些巨頭也將區域研發中心、大數據中心建在當地。

地方政府在完成“善政”“惠民”等剛性需求后，更傾向于“興業”，通過智慧城市建設，樹立城市標簽，拉動產業升級。

目前，中國在建的智慧城市，由住建部和科技部公布的試點城市有290個。其中，山東智慧城市試點30個，居全國第一;江蘇第二，達28個;湖南第三，22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