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桑德布：面對制造業崗位不可逆轉地流失，到底該怪機器人還是貿易？對于這兩者，我們又該怪些什么？

在這幾篇迷你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我調查了現今機器人、自動化以及其他提高生產率的技術是如何影響經濟核心產業以及一些更奇特的科幻小說例子。在第二部分，我考察了“索洛悖論”(Solow paradox)——令人喘不過氣的創新與停滯不前的勞動生產率的奇怪組合（不過當你意識到并沒有那么多體現新技術的投資時，這就沒那么奇怪了）。

現在，我們把重點放在這帶來的最大的政治影響上。誰偷走了工作——是機器人還是外國人？或者不那么帶有傾向性地來看，富裕國家制造業就業數量不斷下滑，是由貿易自由化或自動化和其他提高生產率的技術變革造成的嗎？

我們主要討論制造業就業。美國的特殊之處在于，自從進入21世紀以來，總體就業率（所有工作都算在一起）一直下滑，并且下滑時間長于男性就業率下滑的時間。正如杰森•福爾曼(Jason Furman)及其同事記錄的大量文檔所表明的那樣，美國正面臨著一個比較普遍的問題的嚴重版——制造業崗位不僅消失了，而且沒有得到任何替代。

那么到底該怪機器人還是貿易？一個簡單而大致上正確的回答是：兩者都怪。但現在還存在另一個問題——兩者相對的重要性、以及它們到底罪在哪里。

數十年來，所有工業化國家的制造業都在減員，該過程始于上世紀90年代全球化浪潮開始前。貿易差額明顯與該問題無關：常年處于貿易順差的德國與始終處于貿易逆差的美國，在就業結構變化方面的相似點遠遠超過差異。

但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前的30年里的區域和全球貿易自由化帶來的總體貿易增長，將會改變開放型經濟體的就業和生產結構——實際上這正是減少貿易壁壘的部分意義。標準理論預測，隨著進一步開放貿易，各國將更集中地專攻最大化地利用它們在勞動力、技能、資本和自然資源上的相對稟賦的生產。

艾德里安•伍德(Adrian Wood)最近的研究衡量了這種情況發生的程度。如下表所示（若需要更多細節，請查閱相關論文），在1985年之后的30年里，制造業在全球生產和就業中所占比例明顯下滑。但不同地區經歷了截然不同的變化。尤其是，在大多數土地稀缺的地區（根據理論，這些是尤其傾向于專攻制造業的地區），制造業在經濟中的占比有所擴大，而在所有土地充裕的地區，制造業在經濟中的占比縮小了。

伍德認為，這表明制造業就業的急劇變化可以歸咎于經濟全球化。但事實沒那么簡單。看看哪些地區的制造業就業占比變化最大。在富裕國家中（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土地充裕經濟體與土地稀缺經濟體的制造業就業占比降幅相當。制造業在土地稀缺經濟體的產出中的占比增加——但同時制造業就業流失，這肯定是自動化和技術的影響。與此同時，另外兩個結構變化特別大的地區是前蘇聯地區和中國。前者在1985年制造業發展過快、效率低下，在經濟進行自由化時被自身重量壓垮，而后者的自由化和貿易一體化顯然促進了工業變革。

那么，這一切都指向了很多貧窮國家從工業化前就業結構到工業化就業結構的過程（但有些國家的這一過程陷入了停滯，特別是在非洲），以及所有富裕國家基本上從工業化就業結構到以服務業為基礎的就業結構的過程。貧窮國家實現轉型或未能轉型，無疑與它們進入世界貿易體系的能力有很大關系。而富裕國家的轉型，看起來更像是制造業生產率持續增長所必然帶來的，與之前農業出現的情況相似。

相反，有直接證據支撐了自動化造成制造業失業的論點。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帕斯夸爾•雷斯特雷波(Pascual Restrepo)的新研究試圖衡量，加大使用工業機器人對美國就業（和工資水平）的影響。在一篇就研究發現對阿西莫格魯的采訪中，1990年至2007年因機器人而造成的制造業失業數字為67萬。

我們能得出什么結論呢？首先，貿易和自動化都發揮了作用。但第二點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是，二者無法徹底分開，由自動化驅動的生產率增長以及隨之而來的就業流失可能都是經濟變革最終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并且被貿易自由化加速。擁有高技能勞動力的富裕經濟體有能力通過專門生產更高附加值的產品，應對貿易擴大——在更高附加值產品領域，自動化最能提高生產率。例如迄今美國汽車業的成功，其生產的汽車數量超過任何時候，并將整車出口到中國。

但第三，盡管貿易曾經造成過去某些就業的消失，但保護主義貿易政策可能也不會有大好處。因為，即使貿易曾經在這個過程中幫助過自動化，限制貿易也不會讓自動化倒退。它充其量可能會推遲進一步自動化，但這是要付出代價的。特別的，它將加大把制造業產品出口到利用最節約成本技術的全球市場的難度。試圖保護制造業就業的貿易懷疑論者應注意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的區別。后者旨在擴大出口，而前者由于限制進口很有可能同樣阻礙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