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中的夏普還在裁員與賣樓自救，連年虧損的松下想盈利還很難，索尼已在持續低迷中漸行漸遠，佳能的危機四伏似乎也沒有根本緩解，日立、東芝也在以往曾經強勢的消費電子產品領域一路潰敗，夕日明星NEC已徹底退出智能手機領域……盡管從這些表象，我們還無法得出日本制造業衰落、敗北的結論，但毫無疑問，日本制造業確實遭遇了階段性的麻煩。中國和日本頗為相似，經濟的強大，與制造業大國的國際地位緊密相關。正處于“世界工廠”漩渦中的中國，毫無疑問應從日本制造業遭遇的“麻煩”中檢討、自省。

日本制造業為何會遭遇如今階段性的“麻煩”？曾在日立工作16年、現任京都大學和日本東北大學教師的湯之上隆，在其《失去的制造業：日本制造業的敗北》一書中，回顧了日本IT制造業幾十年的榮辱史，總結了日本制造業的四大教訓：一是面對十年一輪的新技術浪潮時，對市場機會缺乏敏感性，因循守舊，錯失機會；二是過于苛求于性能與指標的極致，而忽視了市場實際需求水平，投入不必要的成本，致使市場出現變化的時候在研發上不能及時調整產品；三是過度依賴匠人精神與手工藝者的技藝，而忽視了產品的標準化與通用化，嚴重缺乏低成本量產能力；四是面對技術趨勢轉變，日本企業制度過于僵化，不能適應技術變革的趨勢。

創新之路是不容易的，如何才能緊跟時代不掉隊呢？湯之上隆在書中談及日本制造業“危機”的另一原因，即“對先進技術缺乏以往專長的模仿創新精神，反應遲鈍”，才是我們真正需要引以為戒的；其所呼吁的“重新重視模仿創業元素，發揚自身的技術整合優勢”，也是我們需要同樣重視的。回顧日本制造業的興衰史，可以分為四個典型的階段：

明治維新到二戰，是日本“山寨”為主的階段，那時的日本產品在中國被稱為“東洋貨”，但使日本踏上了現代化之路；二戰結束到20世紀70年代初，是模仿為主的階段，使日本從一個經濟崩潰的戰敗國發展成經濟巨人；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是創新超越為主的階段，“日本制造”不僅登上世界舞臺，還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神話，也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世紀90年代后，是固執固守為主的階段，因為看不上模仿、山寨，日本制造業自頂峰滑落并出現危機，而企業普遍的心態依然是“背水一戰，盡一切努力扭虧為盈，讓企業得以生存”的鴕鳥心態，逐漸為其他國家所趕超。

日本制造業的“危機”，固然有湯之上隆在書中揭示的原因，但實際的原因，遠更為復雜，與國際國內的金融貨幣政策、勞動力市場、文化心態，甚至是國際政治局勢，都密切相關。客觀地說，“日本制造”的市場影響力目前仍然是巨大的，技術研發水平與創新能力也依然是頂尖的，全球制造業的產業鏈都還離不開日本。“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日本制造業的問題，不在“道”而在“器”，“器”的問題主要在固步自封，具體表現在技術研發水平與創新導向，沒有與消費時尚、商業模式、市場開拓能力相匹配，而又不愿意去山寨、模仿美國、韓國甚至是中國的創新，不僅未能催生出互聯網相關的劃時代產品，甚至還有點跟不上互聯網時代的步伐。

中國制造業崛起的主要原因，從大的方面說，是改革開放；從小的方面說，就是和日本前兩個階段類似，山寨創新功不可沒。中國制造業能否達到日本20世紀90年代后工業化消費時代的高峰，取決于中國能不能像日本一樣在模仿創新中實現超越。然而，好的技術與好的產品、好的市場，并不能等同。技術具有穩定性和直線性，而產品、市場卻具有多變性、曲線性，因此，即使我們不能實現創新中的超越，只要保持模仿創新，也能在產品和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即使我們實現了創新中的超越，如果不能在產品、市場上時刻保持創新超越，也未必能夠贏得市場、保持巔峰。

在制造業的興衰史上，日本做對了什么？又做錯了什么？對追趕工業互聯網時代的中國企業顯然是有啟示意義的。中國和日本，在文化的內核上，都深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響，往往不愿主動放手一搏。所以，中國和日本的文化，都有非常“固執”的一面，自由度和創新能力上不如歐美世界。日本由威名世界的“模仿大師”逐步走向“固步自封”，正是伴隨其實力變化之后“固執”心態發酵的結果。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國民的心態也正在變化之中，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