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產業改革殊途同歸都是工業和信息的結合。比如：德國的“工業4.0”，我國的“2025中國制造”，日本的“日本再興戰略”，“歐盟2020戰略”等政策。我國在大浪潮里有什么優勢和特點呢？改如何發展呢？

　　中國與世界的“合唱”

　　今天，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越發緊密融合，外部環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日趨深遠，我們向外的目光需要更遠更深。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的深層次影響仍在持續，世界經濟尚難進入到穩步有序的復蘇進程中，各國宏觀經濟政策仍處于深度調整之中，中國對外貿易與投資面臨極不穩定的外部環境。另一方面，隨著中國成為全球最大貿易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對外開放及國際合作也面臨著新形勢。對外投資額已超過引資額、人民幣國際化步伐加快，“一路一帶”建設加速推進、中國主導創建亞投行……無不顯示出中國對外開放政策與思路的優化。

　　德國提出并推動的“工業4.0”戰略，目前已經成為全球制造業新一輪浪潮的代名詞。這背后，是德國的再工業化戰略，也是全球背景下的制造業回歸浪潮。這股浪潮不僅僅將改變制造業的生產方式，也將改變普通人的消費行為，并有可能開啟世界經濟新一輪增長。

　　“‘工業4.0’不光是技術問題，它深入到制造流程控制、標準制定、安全等諸多方面，是著眼于未來的、引領創新的戰略。這不再是一種‘小修小補’式的政策，而是德國結合自身優勢，尋找下一輪經濟增長點。”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丁純對記者表示，“目前，全球主要經濟體都在加緊尋找新的增長點。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意味著上一輪增長周期的結束，也意味著世界經濟新排位的開始。誰先搶到這一‘棒’，誰就將獲得巨大的紅利，遠遠超越‘便車者’。”

　　德國：靠比較優勢強身固本

　　將信息技術與自身強大的制造及科研能力相結合，是德國應對新一輪全球競爭所做出的重要選擇。對德國來說，推出“工業4.0”戰略，既順應新技術發展潮流，也是未雨綢繆。

　　從技術上來看，近十幾年來，全球信息技術進步顯著，無線電通訊、3D打印、物聯網和移動互聯等技術的興起，為工業與信息化融合創造了必要的技術條件。

　　而更大的動力則來自于德國的危機意識。“德國是個比較務實的民族，并具有憂患意識。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使其看到了未來的挑戰。”丁純說。

　　丁純指出，國際金融危機使得全球經濟陷入蕭條。盡管依賴汽車、化工、機械、電子四大支柱產業，德國經濟呈現相對較好態勢，但也感受到了重重壓力。德國以出口與貿易立國，國際金融危機直接影響到德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其在全球的競爭力。德國在制造業上具有比較優勢，這場危機使德國意識到，若要加強可持續性增長能力，必須進一步鞏固其在制造業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

　　此外，近年來全球制造業格局的變化，也使得德國引以為傲的制造業頗感壓力。隨著新市興場的崛起，新興市場在全球制造業中所占份額逐年增大。羅蘭貝格的統計數據顯示，過去20年，全球制造業銷售從3.5萬億歐元增加到2011年的6.5萬億歐元。但各國銷售量在總量中的占比發生了巨大變化：西歐傳統制造業強勢國家失去的市場份額超過10%，這部分市場被亞洲、俄羅斯、南美以及非洲等新興地區“搶占”，后者的工業市場份額因此提升至40%。

　　在對外經貿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所歐洲中心主任史世偉看來，具有強烈危機感的德國感受到以下挑戰：在互聯網信息技術上，面臨美國挑戰。十多年來，從創新的腳步上看，德國乃至整個歐洲都略遜一籌，這也成為德國推動“工業4.0”的動力。而在制造業領域上，新興經濟體開始崛起。德國擔心，光靠制造業本身，是否能保住其全球經濟地位。

　　在上一輪工業革命中，德國處于全球領先地位，西門子、博世等都是全球頂尖企業。“‘工業4.0’是人和物、物與物的聯網，是將信息技術與機械制造相連。因此，德國希望依賴制造業與信息產業的結合，找到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結合點，保持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的領先地位。”史世偉說。

　　全球：制造業回歸成潮流

　　“工業4.0”的橫空出世還具有深刻的全球背景。”

　　丁純在接受中國經濟導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全球虛擬經濟膨脹所帶來的風險暴露無疑。各國走出危機，更多依賴于貨幣及財政政策刺激，但這些刺激政策不可持續，包括德國在內的全球各國都意識到需要創新，需要有新的引領性的產業帶動世界經濟走出危機。

　　實際上，除了德國提出“工業4.0”戰略，在歐洲，提出了“歐盟2020戰略”“智能增長”；在美國，從2009年到2012年，《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制造業促進法案》、《先進制造業伙伴計劃》和《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相繼啟動，劍指制造業重振；在日本，“日本再興戰略”成為“安倍經濟學”第三只箭的重要內容。可以說，全球范圍內，制造業回歸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

　　“這輪全球范圍內的制造業回歸有其必然性，但不能簡單將其理解為‘再工業化’。”丁純表示。

　　丁純進一步分析說，從全球來看，制造業回歸趨勢是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反應。在危機中，過度依賴虛擬經濟的國家受到了較大沖擊，而德國等制造業比重較大的國家所受沖擊相對較小。通過這場危機，世界各國都意識到過分依賴虛擬經濟是危險的。

　　“但是，這一輪制造業回歸并不是重復原有的東西，而是有一個飛躍，將市場供需通過網絡技術連接起來，供需更加緊密，產能的控制、技術的提高、成本的優化，都通過網絡黏合在一起，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制造業的生產方式以及個人消費模式。”丁純說。

　　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前后的IT技術革命，曾給全球帶來了一股強勁的增長浪潮。這一輪再工業化浪潮，對世界經濟的增長會否超越上一輪？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無論是工業機器人、3D打印還是美國的頁巖氣革命，都曾被寄于厚望，希望能夠成為引領世界經濟前行的新增長點。但是，現在我們并沒有看到明顯突破。不過，從整個世界經濟的調整來看，這樣的突破一定會實現。”丁純表示，現在主要經濟體都在尋找這樣的“點”，找到了，各國間的差距就拉開。“工業4.0”正是德國根據自身的比較優勢，所尋找到的自己所能夠突破的“點”。

　　“這其實是新一輪排位賽，誰都想領跑。”丁純說。

　　中國：如何借鑒德國經驗

　　國務院常務會議日前審議通過的“中國制造2025”規劃，被稱為中國版“工業4.0”。

　　“中國制造業雖弱于德國，但互聯網活力并不差。在這一輪浪潮中，中國應大力提升自己的創新能力，縮短與發達國家間的差距，實現彎道超車。其實，后來者也有一定的后發優勢。”丁純說。

　　實際上，無論是“中國制造2025”還是德國“工業4.0”，戰略雖有不同，路徑也不盡相似，但方向都是工業化與信息化的融合，其實是殊途同歸。在制造業及研發領域擁有比較優勢的德國，其推動“工業4.0”過程中的經驗值得中國借鑒。

　　丁純認為，德國在推動實施“4.0戰略”過程中，國家的頂層設計、對產業標準的重視、所采取的開放式體系結構以及對人才培養的強化，都很值得中國借鑒。值得關注的是，德國強調市場主導，政府更多起到激勵與導向作用，推動市場去做，而不是政府“做了多少事，投了多少錢”。國家政策的強力推動在早期可能會有一定的效果，但要讓戰略可持續，并最終有成果，則不能僅僅依賴國家的政策推動，政策更應順勢而為，應營造一種激勵機制，讓市場之手去主導。

　　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的胡琨對中國經濟導報記者表示，真正的創新不能完全依賴外在推動力。在德國這樣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上，企業會去主動研發，參與競爭。政府不是以主導者而是以輔助者的角色出現。德國政府提供的是一個方向，提供信息服務，增強政策的透明度，“軟”的支持會更多一些。

　　史世偉則強調科學界的重要作用。他認為，科學界的獨立自主是德國工業創新體系中的重要因素，這也是對“中國制造2025”的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