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網2月14日電 英國《金融時報》刊登文章稱，人類不能被機器人所掌控。全文摘編如下：

　　阿拉丁(Aladdin)擦一下他的油燈，就會有一個智能的精靈跳出來滿足他的所有愿望。他的精靈屬于童話世界。可現實世界的蕓蕓眾生也夢想著擁有強大而智能的人造仆人。現在，這個夢想正在成為由硅、金屬和塑料打造成的現實。但它是一個夢想還是一個夢魘？事實會證明更聰明的機器是有益的嗎？抑或它們將成為弗蘭肯斯坦(Frankenstein)一樣的怪物？

　　這是一本新書——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埃里克·布林約爾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魯·麥卡菲(Andrew McAfee)合著的《第二個機器時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提出的問題。該書預言，我們將經歷“人類歷史上兩個最神奇的事件：創(chuàng)造真正的機器智能，以及全體人類通過一個共同的數字網絡互聯互通、從根本上改變地球經濟的格局。創(chuàng)新者、創(chuàng)業(yè)家、科學家、能工巧匠以及許多其他類型的怪才，將利用這個聚寶盆來打造讓我們驚嘆、喜悅并服務于我們的技術。”

　　第二個機器時代與第一個機器時代的不同之處在于智能。第一個機器時代的機器取代并倍增了人類和動物的體力勞動。第二個機器時代的機器將取代并倍增我們的智慧。兩位作者認為，這場革命背后的驅動力是計算能力的指數級增長（或者說計算成本的指數級下降）。著名的例子是以英特爾(Intel)創(chuàng)始人之一戈登 摩爾(Gordon Moore)的名字命名的摩爾定律(Moore's Law)。半個世紀以來，半導體芯片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量每兩年至少增加一倍。其他領域也取得了類似的進步。

　　兩位作者認為，經過半個世紀的進步，機器智能正在出現飛躍。隨著計算能力呈指數級增長，計算機正在管理僅僅數年前還被認為其無力管理的任務。他們預言，不久之后，機器智能將無所不在。他們給出了國際象棋發(fā)明者的故事作為啟示：此人請求在棋盤的第一個方格得到一粒米，在第二個方格得到兩粒米，在第三個方格得到四粒米，依此類推。前半塊棋盤的米粒的數量尚屬可控，后半塊的數量就大到離譜了。我們從機器智能得到的回報將與此類似。

　　然而，借用諾貝爾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羅伯特 索洛(Robert Solow) 1987年一句有關計算機的出名妙語，我們看到信息技術無所不在，可唯獨在生產率統(tǒng)計數據中看不到。在美國，每小時產出的發(fā)展趨勢相當平庸。的確，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出現令人鼓舞的飆升后，生產率增長已再度趨緩。其他大型高收入經濟體近些年的表現更差。

　　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這些技術的影響被吹得過頭了。并不奇怪的是，兩位作者不同意這種解釋。事實上，他們主張，技術帶來的可能性是無限的，遠遠未被耗盡：“數字化使得幾乎任何情形都有海量數據可以利用，而且此類信息可以被無限復制和重復使用”。

　　如果是這樣，那為什么統(tǒng)計得出的產出增幅如此之小？兩位作者給出的解釋是：大量廉價或免費的服務（如Skype或維基百科(Wikipedia)）；大規(guī)模的用戶自產娛樂（如Facebook）；以及統(tǒng)計中未能充分計入所有的新產品或服務。2007年6月之前，即使是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也享用不到iPhone手機，它的價格是無窮大的。從無窮大滑落到某個特定價格，這種下降并沒有反映在價格指數中。同樣，數字產品和服務中的“消費者剩余”——對消費者而言的價值和價格之差——往往是巨大的。最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衡量方法還低估了無形資產領域的投資。

　　這似乎頗有道理：大批新型電子產品的問世，以及數字經濟的崛起和其獨特的低邊際成本，對福利乃至GDP的影響比目前的衡量方法所顯示的要大得多。

　　然而，擔憂依然存在。信息時代適逢——而且肯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利的經濟趨勢：實際收入中值停滯不前；勞動收入不均加劇，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收入分配也越來越不平等；長期失業(yè)人數不斷增加。

　　我們得到的解釋包括：制造業(yè)生產率的快速提高；側重于技能的技術變革；全球“贏家通吃”市場的崛起；以及租金收入（尤其是來自知識產權的收入）發(fā)揮的作用。不妨考慮一下谷歌(Google)搜索算法的研發(fā)成本與其價值之間的差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也發(fā)揮了作用，而這兩大趨勢也都得到了新技術的提振。

　　《第二個機器時代》堅稱，最重要的是，這僅僅是個開端。很多日常的腦力勞動將被電腦化，就像文書技能遭遇的變化那樣。中等收入的就業(yè)機會可能被進一步掏空。結局可能是更為兩極化的收入：頂層有一小批贏家，下面則是苦苦掙扎的龐大群體。以2012年的情況為例，美國收入最高的那1%的人的收入，占國民收入的22%，這一數字比他們在20世紀80年代占的份額高出一倍多。

　　人們有充分理由對此感到不安。首先，底層人群的生活可能會變得更艱辛：兩位作者指出，1990年至2008年，無高中文憑的美國白人婦女的預期壽命下降了五年。第二，如果收入變得太過不均，年輕人的機會將會減少。第三，富人會變得對其余人群的命運漠不關心。最后，會出現權力方面的巨大不平等，對民主公民資格的理想形成嘲諷。

　　在遙遠的未來，會思考的機器甚至可能壓倒我們對自身價值的認可，就像如今最優(yōu)秀的人類國際象棋選手知道他們并不是地球上最厲害的國際象棋大師一樣。但兩位作者暗示，遠在那一天到來之前，收入不均很可能進一步加劇，給該書同時許諾的充滿機遇的盛世蒙上陰影。

　　因此，無論現在還是未來，都會有巨大的挑戰(zhàn)——假如我們要確保新的機器不致變成弗蘭肯斯坦怪物的話。這些挑戰(zhàn)對如下方面的公共政策有著重大影響，這些方面包括：產權、教育、稅務，以及其他旨在增進人類福祉的政府措施。我將在以后探討這些有爭議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