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部長苗圩昨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產能過剩本身不是壞事。只有適度過剩，才能有企業競爭。如果都是短缺，企業就沒有動力。如果一個行業產能嚴重過剩，比如行業產能利用率低于75%或者70%，就值得警惕，因為這會引發企業間惡性競爭，甚至引發系統性風險。

　　的確，在市場經濟下，產能過剩是不可避免的，市場經濟的常態就是產能過剩。恰到好處的供求平衡幾乎是沒可能的事情，否則我們繼續搞計劃經濟就是了。在市場中，價格就是一個信號，就是那只“看不見的手”，招呼所有牟利待動的企業去競爭、去供給，從供不應求發展為供過于求，導致產能過剩。產能過剩之下，企業要么在壓力下出局，要么在動力下在服務和創新上破局。很多時候，充分競爭與產能過剩是糾纏在一起的，想得到充分競爭的好處，就要忍受一定程度的產能過剩，最后交由市場去裁定。

　　產能過剩可以劃分為兩種：一種是產能過剩，一種是中國式產能過剩。中國式的產能過剩，并非市場經濟水到渠成的自然產物，而是政府驅動投資模式的伴生品。國內很多產業，產能過剩從一開始就是政府過多地介入到微觀經濟活動之中，從而扭曲了價格信號，也扭曲了企業的供給曲線和成本結構。如此既放大了企業超過自身能力的擴張，也放大了企業在市場莫測時的風險。一方面地方政府給錢給地給政策，各種明補暗補使勁補，讓企業做大做強之心瞬間膨脹；另一方面政府的過度介入，讓企業的投資者和債權人都過分相信政府的兜底。尚德之敗就是一個教科書般的例子，用之管窺光伏產業的大起大落自是一窺到底。

　　在市場經濟比較成熟的經濟體中，產能通常都不會嚴重過剩，因為嚴重過剩通常意味著大量企業要被優勝劣汰出市場，從而減少供給。但在我國，又是一個例外。地方政府出于本地GDP、財稅和就業的考慮，堅決抗拒市場力量，就不讓這些企業倒閉和出局，于是產能過剩就逐漸累積，最后發展成為一個中國經濟的痼疾。

　　國家對于產能過剩的調控一直就沒停過，但始終不見成效。因為其調控多以行政手段為主，諸如限制市場準入、嚴格項目審批、先進產能等量置換落后產能，這些所謂的重拳出擊在地方政府的虛與委蛇之下，往往都打在了棉花上。

　　解鈴還須系鈴人，中國式產能過剩的出路還是在政府身上。政府要管住自己閑不住的手，別動輒就投資驅動，否則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這些行業的產能過剩只會一直過剩下去，日趨嚴重。同時，政府也別自我感覺太好，一眼就斷定天下產業發展之勢，要引領產業發展，結果一擁而上，一哄而散，光伏就是個例子。蘋果不是引領出來的，支付寶、微信也不是被規劃出來的。以上所述，其實都在界定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范疇之內。政府有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致力于市場環境的完善，不僅包括減少企業的審批成本，也包括讓扭曲的價格信號恢復到市場正常水平，讓環境成本顯性化。只有在市場的內生驅動之下，兼并重組也好，大浪淘沙也罷，中國式產能過剩問題才可以被消化掉。道理其實很清楚，就看政府自身的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