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世界上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討論非常熱烈，有觀點認為，新的技術革命與生產方式將會沖擊中國傳統制造業的地位，對中國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不利，需要認真研究。

　　國際上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表述，有兩個代表性的觀點：一是美國經濟學家里夫金，在其專著《第三次工業革命》中認為，歷史上的工業革命均是通信技術與能源技術的結合，進而引發重大的經濟轉型。19世紀蒸汽機的使用，導致了報刊、雜志、書籍等通信手段及相關產業的大量出現，提高了公眾的受教育程度，使人類能夠對以煤炭為能源的蒸汽機以及工廠進行系統管理和操作，產生了第一次工業革命。20世紀出現的電話、無線電通訊和電視等通信技術，催生了全新的信息網絡，與燃油內燃機的結合引發了第二次工業革命，使人類進入到石油經濟和汽車時代?；ヂ摼W技術與可再生能源的結合，將使全球出現第三次工業革命。當前，全球經濟危機的本質是以化石燃料及相關技術為基礎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已日薄西山，無法再支撐世界經濟的發展，而以新能源與互聯網技術為特征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是擺脫經濟危機的必由之路。

　　第二個觀點是麥基里在《經濟學人》(2012年4月21日)雜志上發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一文。他認為，工業革命主要體現在生產方式的革命，發生在18世紀后期英國以蒸汽機技術為標志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使得機器生產取代了作坊式的手工制作，典型行業是紡織業。第二次工業革命發生在20世紀初，開創了規?；a的時代，典型案例是福特汽車的大規模流水生產線。當前正在經歷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其核心是數字化制造，新軟件、新工藝、機器人和網絡服務正在逐步普及，大量個性化生產、分散式就近生產將成為重要特征，大規模流水線的生產方式將終結。

　　對上述論點，國內外均有不同認識，分歧點既有對工業革命劃分的不同(如有人認為是第四次工業革命，也有人認為是第六次科技革命)，也有對其程度和影響的不同看法。但由于上述觀點契合了當前全球面臨的經濟危機、能源短缺、氣候變化、發達國家實體經濟萎縮等實際問題，還是得到了許多人甚至是部分決策者的認同。例如，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塔尼亞明確表示，歐洲需要第三次工業革命。

　　我們認為，上述論點的趨勢性判斷，與國內近一段時間對全球正孕育著以新興技術和產業引領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的判斷相一致，是對已有現象的歸納和提升。應該說，當前出現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端倪，但要經歷較長時間才能對經濟發展產生逐步深刻的影響，對其認識也是一個動態深化的過程。但由于其蘊含的一系列革命性變化，將有可能對不同國家的競爭力產生深遠影響，對此應給以高度重視和動態跟蹤。

　　目前，還很難對已產生的影響做出準確分析，歐洲部分國家出現制造業比例相對提升的短期現象，部分原因與金融等服務業出現問題有關，還需要更長時間的觀察方能做出趨勢性判斷。美國制造業復蘇的勢頭更加明顯，有可能是趨勢性的，但當前造成美國制造業出現復蘇苗頭的主要原因還是與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成本差距相對縮小、低價能源(特別是天然氣)、低成本物流等因素有關，如果再疊加上數字化制造、新興產業等技術因素，將加速美國的再工業化進程。

　　由于第三次工業革命將使生產方式從大批量生產轉向個性化定制生產和分散式就地生產，這種轉變可以將曾經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工作機會重新回到發達國家，這一觀點被一些境外媒體炒作成“中國的崛起將被第三次工業革命終結”等言論，引發了爭議和討論。我們認為，面對第三次工業革命，我國的機遇與挑戰并存，近期挑戰大于機遇。

　　首先，在我國競爭優勢亟待轉換升級的關鍵時期，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因素將加大調整的壓力和難度。數字化制造將使勞動力成本影響產業競爭力的重要性下降。當前，我國勞動力成本上漲的速度已明顯快于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幅度，研究表明，2010年我國考慮勞動生產率差異并修正后的勞動力成本約為美國的30%，未來幾年我國的成本優勢將進一步縮小，2015年我國修正后的勞動力成本將是美國的45%，數字化制造的影響有可能加速削弱我國的既有比較優勢。另一方面，數字化制造并不是簡單地機器替代勞動，數字制造技術、知識產權、設計、軟件、品牌對產業競爭力的影響程度提高，這些非物質要素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而這些方面恰恰是我國的短板。

　　第三次工業革命對不同產業的影響有差異。數字化制造的優勢體現在對市場需求的快速反應和提供個性化產品，因此對那些貼近市場最終需求的產業影響較大，而我國許多產業是大量進口原材料和關鍵零部件進行加工組裝生產最終消費品，其受影響的范圍和深度要大于其它國家。此外，發達國家與我國在新能源、互聯網等新興產業的競爭更加激烈，不可能像傳統產業一樣出現新一輪的大規?？鐕g產業轉移，面臨的貿易糾紛和知識產權糾紛更加多發。

　　其次，第三次工業革命當地化、分散化的生產方式，將對我國依賴大規模出口的產業體系形成挑戰。數字化制造將使得某些行業(特別是生產生活資料的行業)規模經濟變得不明顯，個性化定制、分散生產成為新特點。為更貼近市場，更快響應市場需求，企業會更多選擇在消費地進行本地化制造。從而，將對全球產業分工格局和全球生產體系產生重大影響，產業分工體系有可能沿著兩個方向發展：一是延續產業鏈分工，主要體現在原材料、零部件等生產資料領域；另一是靠近市場需求的就地生產，主要集中在個性化需求突出的生活資料領域。后一種趨勢將使全球化呈現新的發展方向，對地區產業格局逐步產生深刻影響。

　　就外商直接投資而言，一方面，外資企業將更加看中我國龐大的市場需求，為更加貼近消費需求，會加大在我國設立研發、設計等機構的力度。另一方面，部分外資企業考慮貼近消費者、規避市場風險、享受發達國家再制造業化政策以及我國成本上升等因素，會將已在我國的部分外資回流到發達國家。此外，也促使國內企業加快“走出去”步伐，并且更多地采取在國外投資設立生產企業的方式。

　　此外，第三次工業革命具有合作、分散、開放的特征，提出了體制機制適應性的新要求。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組織模式與以往有很大不同，扁平化結構、分散合作式商業模式更為普遍，創新型中小企業的作用更為突出，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互動關系更為緊密，對市場需求的快速反應能力更為重要。

　　這些變化對體制機制的適應性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政府對企業微觀活動的直接干預多，不利于創新的行政性審批多，缺乏針對性的集中決策多，此外，在信息和能源等領域市場壟斷、行政性壟斷問題突出，促進創新的體制機制環境仍不完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到來，意味著需要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更大力度地推進經濟體制改革。

　　總體而言，以技術為引領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也進一步凸顯了市場規模、需求多樣性的重要性，內需擴大還將提高我國超大規模國家的市場優勢。就此意義上說，第三次工業革命不僅不會終結中國的崛起，如果把握住機會反而成為推動經濟轉型的機遇，但近期將面臨較大的挑戰。(作者單位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