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領導層正在經歷異常不平穩的權力交接之痛，而中國經濟同樣也在艱難轉型。不管是“硬著陸”還是“軟著陸”，中國經濟對投資和信貸的依賴都將減少。

　　隨著中國人口趨于老齡化，以及勞動力和資本積累逐漸達到極限，其增長模式將不得不轉向依賴于具有革命性的技術和創新。

　　眾所周知，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存在種種壓力，如今這些壓力越來越明顯，包括全要素生產率呈下降趨勢。全要素生產率是經濟增長中極為重要而又難以計量的部分，主要源于技術變革和制度效率。轉變增長模式要求進行艱難的政治改革以及有效應對先進制造技術帶來的競爭威脅，先進制造技術是美國正在慢慢重拾制造業優勢的一個主要因素。

　　中國作為全球制造業中心的吸引力還在，但一些發展趨勢正在逐漸削弱這種優勢。國內方面包括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和技術的短缺，以及自主創新政策的歧視性適用、知識產權得不到保障、法治基礎薄弱、國有實體對企業的抑制。

　　相比之下，在高端制造業、創建“智能型”公司、復雜觸摸屏技術等領域，美國明顯處于領先地位。更重要的是，在新的頁巖油氣開采技術，以及所謂的快速成型制造（或稱3D印刷技術）方面，美國都具有競爭優勢。快速成型技術將改變我們關于制造業的思維模式。

　　快速成型制造使公司可以進行本地化生產，并根據需求的變化快速做出反應，而不用預備大量庫存。靈活以及靠近市場和先進技術中心這些優勢的重要性，在今后可能超過海外生產和大規模加工制造的優勢。正是憑借后一種優勢中國成為了全球制造業中心，但中國的這一地位正面臨威脅。

　　即使中國在快速成型制造方面可以與發達經濟體相媲美，外國公司花費成本遠距離地輸入原材料和部件、輸出產品的做法已經不再有其合理性。深圳的裝配線、供應鏈、規模經濟將過時；硅谷的專業技術、研發與生產的整合，以及重視營銷、銷售和價值創造的做法將成為主流。

　　中國在勞動力成本低廉方面的競爭優勢正在受到侵蝕，而如果中國經濟成功實現再平衡，由于金融自由化，中國人為的資金和貸款低成本現象將告終結。

　　由于快速成型制造技術降低了各項生產成本，包括資金、勞動力、以及包裝和配送等其他環節的投入，“反向外包”(Reverse offshoring)將流行起來。公司將希望在靠近設計環節和消費者的地方進行生產。質量控制、知識產權保護以及咨詢和維修等售后服務等將變得更加重要，這些并不是中國的優勢。

　　中國必須制定更加明智的制造業戰略。中國研發投入占全球的13%，并且擅長于漸進的工藝創新，但今后中國將不得不更加關注產品創新、組織管理，以及對新型信息技術、生物技術和材料技術的融合。中國在專利注冊上的名聲掩蓋了其在被引專利等指標上的薄弱。中國科學家和工程師產能高，但他們的工作往往被看做重量不重質，質量有時是值得懷疑的。

　　要克服這些不足可能比較困難，因為它們根源于一種傳統，在這種傳統中，優秀的行政管理人員比自由思想的創新者更加吃香，這導致個體之間難以進行思想交流。這種傳統也抑制人們的好奇心、批判精神和合作態度，而這些正是高端制造業的特征。

　　這些問題不會永遠阻礙中國的創新和技術競爭力。但要適應形勢變化，中國需要進行廣泛的政治改革，加強制度建設，使政府的角色朝著支持企業的方向傾斜。圍繞中國經濟放緩性質以及領導層換屆結果的不確定性不會對此有所幫助。

　　本文作者是瑞銀投資銀行(UBS Investment Bank)經濟學家和咨詢師，著有《誰攪動了世界》(Uprising)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