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經濟最大的矛盾之一就是“產能過剩”問題，可以說，“產能過剩”是所有制造業大國都邁不過去的一個“坎兒”。

　　更為重要的是，重工業化的產業背景將延長中國制造產能過剩的存續時間。全球經濟危機倒逼中國制造業格局必須做出重大調整。

　　中國要選擇制造業作為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和反危機的突破口，把相對過剩的產能引導到有序升級和滿足新需求上來，可以借鑒美日經驗，加快中國產業資本“走出去”，通過海外投資釋放過剩產能。

　　“產能過剩”是中國經濟的長期頑疾

　　金融危機開啟了“大調整”的序幕。世界經濟結構將被迫做出調整，我們必須面對的是，“去杠桿化”正在改變全球的需求結構。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疲弱的消費需求嚴重制約了發達國家的復蘇進度，其家庭資產負債表遭受嚴重損害，居民消費總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資產的去杠桿化嚴重影響了這些國家既往的負債型消費模式。

　　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留下的需求缺口很難補上，全球經濟都呈現出總需求不足的狀態。受外需萎縮、貿易壁壘、通貨膨脹、國內要素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幣升值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中國出口產業嚴重受阻，這也激化了國內外需性產業的“產能過剩”矛盾。

　　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步入下行周期，社會總供給明顯大于總需求，伴隨存貨同比的持續顯著上升，產能過剩的矛盾日益突出，整體宏觀經濟也步入了“去產能化”階段。

　　不過，“產能過剩”并非此次危機獨有。對于中國而言，“產能過剩”是中國經濟的長期頑疾。歷史上，中國曾出現過兩次“產能過剩”，分別是1996～1999和2005前后，但與前兩次“產能過剩”不同的是，本輪“產能過剩”是重工業部門的普遍過剩。

　　早在2006年，中國國務院就將10個行業列為“產能過剩”行業，而到2009年“產能過剩”行業幾乎翻了一番，達到了19個。上一輪經濟周期推動的擴張性投資，在經濟危機的沖擊下，表現為更為嚴重的產能過剩。

　　目前，中國制造業平均有近28%的產能閑置，35.5%的制造業企業產能利用率在75%或以下，不僅鋼鐵、水泥、汽車、紡織等傳統產業，就連風電設備、多晶硅等部分新興產業也出現了比較嚴重的“產能過剩”。

　　應對“產能過剩”擴展海外投資的美日經驗

　　“產能過剩”也并非中國獨有，巴塔耶在1949年的《消耗》一書中指出，任何增長都是有限制的,在個體的增長觸及到極限后，它就不得不將原本用于增長的過剩的能量消耗掉，保持自己不致崩潰，當年，美國馬歇爾計劃和日本制造業產能輸出正是依靠產能的釋放保持了美日經濟系統的平衡。

　　1948年4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對外援助法案》，美國用其生產過剩的物資援助歐洲國家，“馬歇爾計劃”開始實施。1948～1952年，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給予西歐的經濟援助達131.5億美元，其中贈款占88%，其余為貸款。

　　拋開“馬歇爾計劃”控制西歐的戰略意圖不談，單就計劃本身就實現了“雙贏”。馬歇爾計劃實施期間，西歐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25%，不僅促進了西歐聯合，邁出了走向歐洲一體化的笫一步。

　　更為重要的是，“馬歇爾計劃”及時消化了美國自身的過剩產能，鎖定了歐洲的后續采購方向。由于該計劃把信貸援助轉化為商品輸出，刺激了美國的工業生產和對外貿易，為保持戰后美國的經濟繁榮發揮了積極作用。

　　日本制造業海外投資的最大經驗是建立了國內生產和海外生產的雙向拉動。20世紀60～70年代，為了緩解國內制造業的過剩產能，日本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投資，采取了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順貿易偏向的投資戰略。

　　通過有比較劣勢產業部門漸次外移，不僅形成了母國與投資國之間垂直分工，帶動本國技術和設備出口。

　　而且通過大規模地進行海外投資，使其制造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轉向了具有高附加值生產率的金屬工業、化學與機械工業，即形成了以重化學工業為核心的制造業結構，形成了制造業拉動的雙引擎。

　　加快產業資本“出海”化解過剩產能

　　事實上，“走出去”初見成效，但規模依然較小。在國家“走出去”戰略的大力推動下，企業海外投資的步伐正在加快，僅2008-2009年兩年間，中國企業赴海外并購金額高達433.9億美元，超過了本世紀前八年總和。

　　截至2011年底，中國在全球200個國家和地區共有1.8萬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投資覆蓋率達70%以上。

　　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2010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對外投資流量已經躍居全球第六位（2011年有所下降），但與此同時，截至2011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為3823億美元，居全球第十七位。

　　橫向比較而言，這一數字僅相當于美國對外投資存量的6.5%，英國的18.8%，法國的20.8%，德國的22.3%。另有數據顯示，2010年美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3200多億美元，比當年我國全部存量加起來還多。

　　美日的經驗給中國提供了很大的啟示，讓中國把治理產能過剩放在更為廣闊的視野中。從全球看，由于不同國家資源稟賦、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差別巨大，某些行業的產能在一國可能顯著過剩，但從某一國際區域來看并不過剩。

　　比如中國2009年產磷肥1386萬噸，過剩無疑，但由于越南、菲律賓等產水稻的國家缺乏磷礦資源，而中國出口又存在成本優勢，這樣將中國及東南亞、南亞作為一個整體來看，磷肥產能并無過剩。

　　如果從上述視野來審視當前產能過剩問題，就能夠將我們目前認定的產能過剩行業進一步細分，并能更客觀、科學地尋求解決產能過剩的新途徑和可能性。毫無疑問，當前中國調整制造業結構、淘汰落后產能，加快產業整體升級在必行。

　　每次大危機都是一次重新“洗牌”的過程，未來在全球產業格局調整中過程中，將按照國際分工價值鏈引起產業布局的重新分布優化。

　　中國要實現在國際分工體系中“低位保持、中位擴張和高位滲透”的目標：

　　首先，對于紡織、鞋帽等傳統的產能過剩行業，可以通過“走出去”在其他國家生產、當地銷售或出口產品，可以繞過相關國家的貿易壁壘。

　　其次，加快汽車業等行業的過剩產能輸出，加快占領新興市場迫在眉睫。目前，中國汽車產能“結構性過剩”嚴重，一方面自2011年以來，中國汽車業正在進入增速回落期，2011年的銷售量僅增2.5%。

　　而汽車業產能卻進入爆發式增長時期，預計2015年中國汽車產能將達到3250萬輛，也就是三年后，汽車年銷量要增長一倍。因此，加快汽車業“走出去”，占領非洲、亞洲和拉美等迅速增長的新興市場意義重大。

　　最后，在產能過剩的風電設備、多晶硅、光伏太陽能電池等新興行業，可以通過發展“技術追趕型”對外直接投資，充分利用發達國家先進技術集聚地的反向技術外溢，促進企業技術升級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從而有利于國內相關行業的結構升級。

　　從時間周期看，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很難在短期內有所緩解，因此，積極主動的創造外需，加快中國產業資本走出去，積極推進“產能輸出”戰略，不僅可以緩解內部供需矛盾，也必將為中國的全球化發展帶來更大的收益。

　　（張茉楠，現為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