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新興經濟體“承接轉移”，國內出現少量資本“抽逃”實體經濟跡象——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的“后危機時代”，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制造業，如何直面壓力、突出重圍、再造“新比較優勢”？

　　近日，由博鰲亞洲論壇和瞭望周刊社共同主辦的“博鰲制造業圓桌會議”上，來自美、德、法、日、韓和中國的制造業巨頭，共同為中國和亞洲制造業的發展路徑問診把脈。

　　轉型提速應對歐美“再工業化”

　　2012年1月我國出口額同比下降0．5%，這是2009年12月份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這一信號引起廣泛關注，預示支撐“中國制造”的國際貿易空間正在加速縮小。

　　這一變化的背景是，新一輪制造業爭奪戰正在全球范圍內打響。

　　美國通用電氣集團負責人坦言，從全球金融危機中，美國看到經濟虛擬化使失業率高、消費信心不足。必須從“去工業化”轉向“再工業化”，重振制造業，把就業崗位帶回美國。

　　31年來首次出現年度貿易逆差的日本，也出臺激勵措施，避免產業“空心化”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

　　“只有重塑實體經濟，發展才有基石，這只是一個方面。”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總經理林左鳴說，歐美“再工業化”的更大目的是，立足“后危機時代”，搶占全球產業科技的制高點，掌握高端制造業的領導權。

　　“這將對‘中國制造’轉型升級形成圍堵之勢。”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說，歐美等國將借“再工業化”重新搭起貿易壁壘，并且通過“碳稅”、勞工標準、社會責任等規則，重奪國際產業競爭主導權。

　　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蘇波指出，中國快速形成的巨大生產能力，是面向全球需求模式的。美國家庭的“去債務化”和歐洲政府的“去債務化”，無疑倒逼中國產能尋找新出路。

　　“這個新出路主要在國內。”調整出口和投資型的發展模式，轉而發掘內生動力，向內需要發展是“中國制造”擁有的最大機遇之一。三一重工（600031）副董事長何真臨說，近年來，三一重工收購了全球混凝土老大德國普茨邁斯特公司，同時與奧地利帕爾菲格公司成立合資公司，迅速在國際并購中成為“全球機械巨人”。

　　對此，美銀美林中國區主席劉二飛說，過去5年，中國的海外并購投資額超過2300億美元。“現在的海外市場是買方市場，預期中國的海外投資趨勢將會提速。”

　　“新比較優勢”應對同質競爭

　　“前有發達國家搶占高端制造業，后有新興國家承接中低端制造業轉移。”遲福林說，“中國制造”長期依賴的低成本比較優勢逐步削弱，新的競爭優勢尚未形成。

　　數據顯示，以制造業人員平均工資為例，目前越南大約是每月1000元人民幣，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國東部沿海已經達到2500元至3000元。

　　“中國制造業綜合成本已超過一些新興發展中國家。這讓有些制造企業感到迷失和擔憂。”蘇波說。

　　2011年以來，北京和長三角、珠三角等25個城市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長22%。一些企業出現了“用工荒”，而少數跨國企業也有轉移出中國的跡象。

　　一個典型案例是，中國一度是耐克最大的全球制造基地，生產了40%的耐克鞋，但目前越南超過中國成為耐克最大生產基地。

　　顯然，傳統比較優勢難以為繼，如何在新一輪國際科技產業競爭中贏得主動，已成為“中國制造”必須解決的新課題。

　　“構建新比較優勢，首先要提升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格力電器（000651）公司總裁董明珠說，貼牌、代工是企業自主創新的必經之路，但干了十多年、幾十年還是這樣，最終只能被淘汰。

　　另一個“新比較優勢”是培育新一代產業工人。“人力資本也有個轉型升級問題。”蘇波說，政府和企業要積極發展職業教育，培育“中國制造”基于人力資本的新優勢。

　　改革“新空間”應對“外流”挑戰

　　除了國外“前堵后追”外，中國制造業還面臨來自內部的雙重挑戰：一個是國內部分高端制造業轉向海外；另一個是一些民間資本出現“逃離”實體經濟現象。

　　近幾年，萬向集團、華為、三一重工等高端制造企業布局海外步伐加快。三一重工目前有30家海外子公司，已在全球建成15個物流中心，在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廣設研發機構。對此，一些業內人士擔心國內高端制造業會呈現加速“外流”趨勢。

　　但三一重工負責人認為，中國大型企業轉向海外，可以通過本土化規避國外貿易壁壘，“搶灘”海外市場。

　　因此，總體上看，國內部分高端制造業“外流”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并存。當然，如果中國改革停滯，則可能導致高端制造業“一邊倒”被發達國家“收入囊中”。

　　董明珠認為，民營制造企業的發展環境仍有待優化，在資金、政策、創新體制等制度層面上，政府應為民營制造業在本土“生根發芽”松綁和“輸血”。

　　蘇波坦言，我國制造業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落后產能規模大、壟斷行業進入難，加之生產要素成本不斷上漲，導致投資回報率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