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第一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都導致了勞工的貶值，而面對“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國仍無走出傳統制造業之跡象。有學者認為，以當下工業經濟和科技的發展趨勢來看，如果繼續維持缺乏創意的社會政治制度和文化，“中國崛起”將可能被“第三次工業革命”所終結。

   英國《經濟學人》最近發表文章，宣告“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來臨：十八世紀末在英國發足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以機器取代了手工；二十世紀初福特發明完善的流水線大批量生產，掀起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第三次工業革命則正發生在我們的身邊，其核心是“制造業數位化”。

　　所謂“制造業數位化”，是網絡信息革命和材料技術革命的結合。網絡的發展，使信息傳遞的費用近乎于零。自上個世紀后半期開始，高技術合成材料的日新月異，使碳纖維、石墨烯、以及各種新鮮合金材料層出不窮。到本世紀初，網絡和新材料技術結合，使3-D打印技術誕生。對此，我們在牙醫診所中已經時常領教：當醫生決定修復牙時，就通過計算機生成牙齒的模具造型，并按照指令用精密儀器將粉末材料熔合，當場就制造出一個小部件，嚴絲合縫地安裝或填制在牙齒上。在關節替換手術以及工業部件的制造中，這樣的技術也普遍運用。不管是關節、牙齒，還是飛機部件，通過計算機即可建立模型，隨心所欲地“打印”出自己想要的部件。

　　這一革命，除了技術層面的諸多因素外，會從根本上改變勞動者在工業體系中的地位和工業組織的基本結構，甚至可能重塑塑造工業社會或后工業社會的文化。

　　第一和第二次工業革命，都導致了勞工的貶值。《經濟學人》似乎沒有注意到，現代工業流水線的起源，遠在福特之前，最早可以上溯到威尼斯造船廠。眾所周知，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威尼斯為歐洲頭號海洋貿易帝國，其戰艦和運輸船隊主宰著地中海。造船業因此成為威尼斯的立國之本。而威尼斯的造船廠和貿易船隊，都屬于“國營”，以集中資源確保海上貿易的安全。到了十五、十六世紀，威尼斯造船廠漸漸開始了工業組織的革命，發明了類似于現代汽車制造業中的“生產流水線”，即在工廠內部進行細致的專業分工，先制造標準化部件，然后在“流水線”上組裝。這使得經營管理越來越復雜，而每個工人的具體工作則越來越簡單。過去，一個造船匠掌握著祖傳的技藝，秘不外宣，奇貨可居。如今，復雜神秘的造船術被肢解為許多簡單的、重復性的部件生產。原來經年累月的學徒制顯得越來越不必要，學徒期越來越短，降低了培養勞工的費用，勞工的技藝自然也越來越低、越來越可替代。這樣，經理階層和勞工階層的分化也就越來越大。

　　這種把復雜的制造過程分解為一系列簡單、重復性環節的革命，為第一次工業革命打下了基礎。因為機器所替代的人力，主要發生在那些簡單、重復性的動作上。而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大規模生產所需要的工業組織，更是奠基于這種“威尼斯造船廠原則”。“泰羅制”就是把工人簡單、重復性的動作進行量化分析，總結出最優化的規范，仿佛是給活人的動作編程。人也因此變成了機器。這種人的異化，在卓別林主演的《鍍金時代》被表現得淋漓盡致。

　　前兩次工業革命，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引起了深刻的沖突。現代社會的一大標志，就是人的權利覺醒，人們對自己作為人的價值和自由越來越珍視。普選使廣大勞動階層擁有了政治權利，個人就更成為現代社會的核心。但是，現代工業體制的邏輯，則把人變成經過編程控制的機械手，其意義僅僅是按照指令重復簡單的動作，并且可以象機器部件一樣被隨意替代。在經營邏輯上，勞動力越貶值、越具有部件式的可替代性，企業就越能降低成本、擺脫對工人的依賴，變得更有競爭力。這種人權、人性在政治社會領域高揚，在生產領域無足輕重的沖突，多少解釋了歐洲的共產主義運動和美國大蕭條前的一系列勞資沖突。如何在一個崇尚個人的社會讓工人們心甘情愿地從事越來越“非人化”的勞動，進而成為企業管理的核心課題。二十世紀以行為主義為核心的心理學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對應這一工業組織革命的挑戰。

　　戰后西方確立了優厚的福利制度，勞資沖突緩解，但并沒有解決現代工業體制中的核心問題：勞動力仍然越來越貶值、越來越可替代。所以，戰后勞資關系不到半個世紀的平衡，很快就被全球化打破：企業可以大量用中國、印度的廉價勞工，替代發達社會那些被工會和法律嚴格保護的高價勞工。企業“外包”，成了全球化的時尚。

　　第三次工業革命則可能將這一潮流逆轉。聰明軟體、新奇材料、智能機器、三Ｄ印制、網絡軟體服務等等，使工廠逐漸走出大批量制造的時代，生產少量但多樣化的產品。也就是說，從設計到開模生產，只要在電腦上設計，就可三Ｄ“打印”出物件。這就徹底改變了簡單重復性操作的格式，使制造業和信息高科技等智能行業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使發明和制造過程充分整合。這就經常要求設計人員和生產人員在沒有語言障礙的情況下保持零距離的互動，并貼近客戶即時回應其需求。當然，設計和生產過程的合一，也使知識產權的保護變得更為重要。要想把生產過程外包出去、把核心設計秘密留在自己手里，也越來越難辦到。凡此種種，都將促使企業舍棄把制造過程“外包“到低工資國家的戰略，而把核心生產部門搬回國內。

　　波士頓咨詢集團不久前的一項調查表明，37%的美國企業稱正在計劃或積極考慮把工廠從中國遷回美國。70%稱外包中國的實際費用比預計的要高。根據初步估算，在運輸、計算機、材料合成、機械等領域，到2020年時，10-30%現在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將可以在美國制造。這大致為200-550億美元的產值。另外，飆高的勞動生產率和廉價的美元使美國對歐洲制造業的吸引力也越來越大，導致歐洲工廠紛紛在北美登陸。與此同時，到2012年3月，外國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出現了連續第五個月的下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1%。從種種跡象分析，這更象是一個長期趨勢的開端。美國媒體上“內包”漸成關鍵詞。美國制造業重新崛起之說也越來越響亮。

　　遺憾的是，面對“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國仍無走出傳統制造業之跡象。不久前，物理學家、數位力量集團的創建人Mark P. Mills和西北大學工程與應用科學學院院長Julio M. Ottino在《華爾街日報》聯合發表文章稱：美國的文化格外適合激蕩年代的挑戰。文化不可能一夜之間就改變或被復制。美國文化中的開放性思想、冒險精神、刻苦工作的倫理、游戲精神、健康的反主流思維方式，都是導致喬布斯式的人物誕生的關鍵，別人很難效仿。這番自我評價是否太滿，且另當別論。不過大概全世界都承認：美國是創新的領袖。相比之下，中國最近的大手筆，也許莫過于富士康配備10萬機器人的計劃。但這仍然不脫以簡單重復性動作為基礎的舊工業模式。更不用說，制造這些機器人的技術，多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以外來的機器人替代中國勞工，活像是中國制造業的“外包”。可見，如果繼續維持缺乏創意的社會政治制度和文化，“中國崛起”將可能被“第三次工業革命”所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