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世紀以來，社會發展已越來越離不開科技的力量。不管是應對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還是建設核電、水電等國家級大工程，各國政府開始越來越多地聽取科學家的意見。

   由此，政府決策中如何更好地發揮科技的作用，以及科技如何更好地支撐政府決策，成為世界各國密切關注的熱點問題。

   在日前由中科院管理創新與評估研究中心、英國駐華大使館以及英國商業、創新與技能部共同舉辦的“科技支撐決策機制國際研討會”上，來自中國、英國、美國、歐盟的60余名學者圍繞科技支撐政府決策展開了討論。

   “衙門”里的科學顧問

   在國家層面，美歐發達國家普遍在政府機構中設立了專門的科技咨詢部門，形成了較完善的科技支撐決策機制。

   英國蘭卡斯特大學大衛•泰菲爾德介紹，英國政府設有首席科學顧問、科學辦公室，各部門也設有首席科學顧問委員會、科技委員會等。首席科學顧問為英國首相和內閣各部門提供科學、工程和技術方面的咨詢，負責協調英國科學創新政策，共同主持科技委員會，領導政府科學辦公室。

   美國也有類似的機制。中科院管理創新與評估中心主任李曉軒說：“美國的總統科技顧問直接輔助總統進行科技戰略決策，兼任科技政策辦公室主任，就科技對國內和國際事務的影響提出建議，并主持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

   “有科學技術做基礎，有助于保障政府決策的民主性和安全性。”中國科協調研宣傳部副部長羅暉認為，我國政府在尋求科技支撐方面進展很大，但遺憾的是，“目前在政府結構中，還缺少類似歐美的建制”。

   中科院的“軍師”角色

   “中科院不僅是中國科學研究、人才培養和成果轉化的基地，更是國家的高端思想庫和智囊團。”中科院副秘書長潘教峰如是描述中科院的角色定位。

   2007～2009年，中科院組織包括60余名院士在內的300多名專家開展了“中國至2050年重要領域科技發展路線圖研究”。路線圖從我國實現現代化的愿景出發，提出依靠科技創新，解決能源資源、生態環境、人口健康等重大瓶頸問題的方案，明確了科技創新的重點和發展路線。

   根據研究結果，中科院確定了能源、農業、空間、信息、先進材料等18個重要領域，并出版了一部中英文全套38本的報告。

   “這套方法與以往有很大不同，它兼備方向性、戰略性和一定的可操作性，對各領域未來的發展機制有了更清晰的判斷。”潘教峰說，“它對國家科技方面的相關決策也產生了重大影響，一些研究結果已出現在國家各部門的相關文件中。”

   除為國家決策作貢獻外，該項研究也為中科院留下了一筆財富。中科院根據18個重點領域，分別成立了相應的專題研究組，參與單位涉及80多個研究所。目前這些專題研究組已成為持續開展戰略研究的重要力量。在此基礎上，2009年5月，中科院啟動了“服務國家宏觀決策的科技支持體系”的建設工作。
 
    但在中國，像這樣一套完整、系統的咨詢機制，還只能說是鳳毛麟角。

   院士咨詢發展空間很大

   在歐美發達國家，國家科學院已形成一套成熟制度來支撐院士集體的咨詢工作。“美國幾乎沒有個人能影響決策，都是不同領域的專家組織起來，集體進行咨詢。”一位參會專家如是說。

   1863年，美國科學院剛成立不久，就接到了財政部部長的第一份咨詢請求。美國科學院挑選了一批合適的院士組成了專門委員會，這種工作機制為后來大多數國家科學院的咨詢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個基本模型。

   近些年，我國學者在碳排放、糧食產量預測、主體功能區劃分、農業政策等方面提供了一些很好的政策建議，并已被政府采納。不過，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研究員黃季焜和樊杰認為，這些成功案例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專家的水平，以及專家與政府之間的良好關系。

   以中國的院士群體為例，有參會人員認為，“我國院士群體主要還是榮譽性質的，發揮咨詢作用的發展空間還很大”。

   此外，院士咨詢還面臨著制度障礙、人際障礙、文化障礙等諸多挑戰。如何選擇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咨詢問題？如何組織好院士群體？如何保障院士咨詢質量？這些都是擺在科技咨詢機構面前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