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9月8日下午消息，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主辦，TCL集團(2.26,-0.04,-1.74%)承辦的“轉型升級，創新未來——中國企業全球競爭力戰略研討會”，于2011年9月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新浪財經作為獨家網絡支持媒體對此次會議進行現場圖文報道。以下為經濟學家吳敬璉發言實錄。

　　吳敬璉：任務有點困難，因為大家妙語如珠。我試著做一下總結，聽了那么多的領導發言，從各自的角度上分析了提高我們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的問題，那么我想有幾點大概是所有的發言人都是同意的。

　　第一，提高中國企業的全球競爭力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那么我想這種必要性和迫切性，大概它的立足的基點就在于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發展，中國在世界上的角色發生了重大的改變。在這點我們要有明確的認識，我們以前說我們要正確認識中國在世界體系中的地位，這個地位往往把它理解為份額，理解為我們經濟總量的體量的大小。在世界總產出中，在世界國際貿易中我們占的比重，這個好象是顯得就比較現象一點。我想最根本性的問題就是經過三十來年的經濟發展，中國的角色，在世界上的角色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過去我們是一個誠信極弱的國家，前三十年我們有了一些進步，后三十年我們可以說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在追趕上取得了重大的進展。現在我們是一個高等、中等收入的國家，正在努力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范圍內，我們追趕的任務在許多領域我們已經實現了我們的目標。當然在有一些領域我們還有比較大的差距。但是總體來說，在一些基礎部門我們真正和站在前列的國家距離不是那么大了?，F在我們在研究轉變，就是從追趕者要變成世界經濟舞臺上的主要的競爭者之一。這個角色的轉變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從各個方面都要為這個轉變做好準備工作。我們的角色已經變了，如果我們還是存在舊的角色氛圍之內，我們還是作為追趕者的話，可能就是我們經常講的我們掉進了中等收入陷阱。對于這個陷阱，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有人說中等收入的時候，因為收入差距、貧富差距太大，可能引起社會的混亂。有人說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危險是在增長方式上的不靈活，不能做出新的轉變，不能做出新的轉變，他就很難進入高收入。

　　這兩種說法其實是有關聯的，但是我個人感覺把第二個說法看成它的一個主要的危險所在。就是說我們如果經濟發展方式不轉變，我們就會停留在中等收入國家這個等級上，而收入水平差距的問題，消費不足的問題等等都會由此發生，如果我們只是把它集中在中等收入水平上，不能夠得到國民的全部收入普遍提高，那么會由于貧富差距的分化，造成了社會上的不穩定和社會矛盾的爆發。如果只是看到了這一點，我們不難找到問題解決的辦法，那么怎么解決問題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我們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那么我們政府要做到這些，依然要從國民那兒得到收入才能做到。那么目前政府更多的稅收的增加，會使企業的壓力增大，如果我們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那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我們的勞動投入越來越多的技術含量，使勞動者素質不斷提高，那么就使投資比重的良性改變，對于低收入階層的水平提高有一些作用。

　　第二，要改善我們中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核心的問題就是要轉變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也就是說，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要轉型，我們的企業要提升。這個是一個核心的問題。因為在當我們是追趕者的時候，我們的經濟發展靠什么呢？經濟發展是靠投入的增加。我們過去三十年的改革，例如我們各種資源的投入增加起了非常復雜的作用，因為我們的改革開放打破了過去城鄉隔絕的狀態，這種障礙就使很多由低效農業占有的資源轉到高效的城市工業，比如土地，我們從農用土地轉到城市用的、工商業用的和城市住宅的用地。我們從過去在農業中就業的勞動力，轉到城市就業的勞動力有多少呢？有2億人左右，另外一個就是開放，開放使得我們在短短三十年里，引進的技術使得我們整個國民經濟的技術，彌補了過去我們和先進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所以使我們經濟在三十年中獲得這么大的發展，主要是靠這些的投入的增加。

　　土地的投入、勞動力的投入、技術的投入，但是這種增加是不是帶來效益的提高呢？是帶來了效益的提高。因為我們勞動力原來在農業中就業，轉到城市工商業就業，這種收入提高。引進的技術也使得我們的生產效率提高了，但是這樣一些提高，第一它占的分量不是主要的，主要的還是資源的投入增加，這就使得我們投資率現在也越來越高了。

　　另外這些效率的提高基本上是外商的，而不是通過自主創新取得的成績，所以它有一定的限制，在世紀之交這種限制已經很明顯了，因為主要靠資源投入的增加，于是我們就造成了環境的問題，資源短缺的問題。以致于投資率不高，消費不足，這種不足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實際上這條路已經走到盡頭，必須需要改變。那么在新的角色變化以后，我們的經濟還是要增長，我們現在經濟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應該說還是很低的，必須增長，但是這個增長就不能靠資本的投入，靠資源的投入，主要要靠效率推動。那么怎么來提高效率，大家發言已經很多很多。我也很難全部囊括起來做出總結。但是總的來說，我們從“十一五”開始，到“十二五”更加強調要提高我們經濟的效率，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核心問題就是要提高效率，這樣一些態度，現在看起來根據各位企業家和我們剛才發言的領導同志們的講話來看，“十一五”特別是“十二五”這種方式是非常恰當的，我們也經過了“十一五”的努力，“十二五”今年第一年看來這個勢頭更強，各級政府都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上下了很大的工夫，那么它的方面很多，要有正確的戰略，要有好的經營模式，要有經濟的制造能力，要有有效的管理。現在的問題根據大家發言來看，根據發言所講的情況看，現在的問題好象不是說方向不清楚，而是怎么達到這個目標。

　　現在需要總結我們過去五年和我們今年這些經驗，就我個人來說，我認為最重要的從“十一五”的五年和今年的情況來看，最重要的就是要造成一種環境和體制，使得企業能夠有創新的壓力、動力和能力。不管是企業來說和我們的政府來說，都需要在這三個方面做出變革，做出努力，因為這個技術創新，提高效率最核心的確實是創新，而創新的主體是企業，那么企業怎么才能夠自己愿意去創新，有能力創新，能夠實現創造呢？我覺得這“三個力”最重要，要有壓力、動力、能力。過去我們在追趕時期，實際上在這些方面的問題可能注意得不夠，我們在體制上，政策上都要做出很多適應我們新的角色的決策，比如要有壓力，因為我們過去是一個追趕者，所以對于企業走出去也好，做出口也好，主要的是采取一些保護性的措施。而這些措施實際上在世紀之交，當我們角色轉換的時候，這些措施要做出改變。譬如一個低匯率政策，一個出口退稅的政策，這些政策都是在我們當時的角色下所必須采取的，可是當角色轉換以后，如果不在這方面做出調整，那么企業就沒有壓力，沒有壓力多一些低附加值的粗放加工，像TCL那樣，像華為那樣，要走出去闖一闖，那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就是第一個冒風險的人，這方面來說我們還沒有轉變，所以現在就變得比較被動。如果力度太大，現在我們的企業是難以承受的。

　　那么動力問題，說到底我就想科斯講了一句話，他說對創新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要使得創新者對社會的貢獻和他拿到的回報相匹配，這個差距越小，這個激勵強度就越大，但是我們現在常常有這樣的問題，創新在承受很大的風險，就是他對社會的貢獻得不到回報，這樣就會扼殺許多人創新的動力。

　　另外是能力的問題，企業要創新，他必須要有一定的人力資源、物力資源來支撐。但是這種能力怎么去幫助它具有這種能力呢？這是要認真研究，非常有講究的。從去年以來，中央號召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各級政府都在支持創新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且做了很多物質上的資源，那么這種資源怎么發揮作用呢，根據我在一些地區的調查來看這些還需要完善，就是政府怎么幫助企業他們實現創新的能力，有一個事情必須要仔細斟酌。就是政府不能替代市場。不能靠抑制市場競爭的辦法去幫助企業，甚至有一些做法常常會出現一些比較大的失誤。比如說新的技術發明，這個因為它有兩個特點，一個特點就是初始很大。第二另外就是一個發明出來以后，很快就被別人所利用，所以政府對這種創新應該有支持，應該有補助，那么這種補助在什么環節上，以什么形式需要認真的研究。比如說有些基本的原則可能需要掌握，這個補助一般來說是競爭前的，到了產品競爭的環節，那補助競爭的一方其實是損害另一方，那就損害了這個市場的公平性，損害了競爭。比如說政府決定來支持某一種技術路線，要認真研究怎么把這個錢用好。

　　總的來說不管企業來說，還是政府來說，一定要想辦法造成一個好的環境，使得每一個企業在這種環境下，它有一種內在的動力，要實現創新，那么我們每個人，包括我們這些教書的人，也希望在創新方面，提高企業全球競爭力方面貢獻我們自己的力量，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