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德國正式宣布將在2022年前關閉所有核電站，從而成為世界首個徹底放棄核電的發達國家。此后，意大利公投否決了發展核電的計劃。而法國和英國等歐洲核電大國仍表示將堅持既定方針。法國總統薩科齊6月27日說，法國將投資10億歐元用于發展第四代核電技術和促進核安全研究。

　　那么，德國退出核電的決定包含哪些現實和戰略考量？這一決策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核電國家有何影響？本刊記者為此專訪了德國核安全委員會電氣專家委員、德籍華人科學家丁永健。丁永健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先后在德國政府研究所和相關商業機構擔任工程師或資深顧問。

　　記者：德國此次主動“棄核”動力是什么？

　　丁永健：1986年切爾諾貝利特大核事故發生后，核電存廢在德國就成為一個爭論不休的敏感話題。今年3月的日本福島核事故無異于又一支催化劑，不僅使德國民眾的反核情緒空前高漲，也促使德國政界和核工業界重新審視核能的未來。

　　日本核事故后，德國成為發達國家中反應最快也最激烈的國家。默克爾首先宣布暫停先前通過的核電站運營期限延長計劃，接著下令對全國核電站展開嚴格的壓力測試，并暫時關閉7座1980年以前落成的核電站。

　　之后，默克爾政府為醞釀核電退出策略，委托核安全委員會對核電站展開高標準評估。后者提交的報告認為從安全和技術層面看，尚沒有充分理由認可德國應立刻關閉某幾個核電站的說法。另一方面，德國成立了由政界、科學界、產業界、工會、環保組織和宗教界人士等組成的“能源供應安全倫理道德專家委員會”，對德國各階層關于核電發展的見解進行梳理和辨析。5月底，該委員會在最終報告中得出結論——德國在十年之內放棄核電“應該而且可行”。

　　我個人看來，德國這次放棄核電的決策經過了比較全面和審慎的思考，是認真嚴肅的。它的背后至少包含四個方面的考慮：

　　一是政黨政治。去年10月，默克爾政府背離前總理施羅德的既定政策，延長核電站壽命，并未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日本核事故后，選民對默克爾政府的“挺核”立場愈發不滿。執政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和自由民主黨在今年地方選舉中接連慘敗，而一貫主張“棄核”的綠黨則在多個州贏得執政地位。強大的選舉壓力迫使默克爾政府迅速行動，使這個極具爭議性的議題盡快塵埃落定。

　　二是能源戰略安全。德國學界和產業界不少有識之士認為，新興國家崛起的背景下，世界能源的供需矛盾不斷加深。德國一方面希望確保能源供應，但同時又不愿意、也沒有實力通過戰爭或武力獲得能源，因此不如盡早轉變能源模式，通過優先發展可再生能源確保國家的能源安全。

　　三是社會的主流共識。經過多年討論，德國社會對核電已形成共識，即核電是造福社會的手段，但不是目的。核電站運行的高風險及核廢料處理的困難性決定了它只能是一種過渡性技術，德國終究要用可再生能源完全取代核能。

　　四是經濟和科技的領先性。德國把可再生能源以及與此相關的高科技看作極具潛力的未來產業，對維持德國的全球優勢意義重大。而有不少人把核電看作可再生能源前進路上的阻礙，認為“不破不立”，德國應首先擺脫對核電的依賴，再談綠色經濟發展。

　　記者：放棄核電后德國會出現電荒嗎？

　　丁永健：即便在發達的德國，放棄核電也不能一蹴而就。德國當前用電量中大約四分之一來自核電，因此一些德國媒體和專家質疑，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進度能否彌補核能退出帶來的電力缺口，而能源轉型帶來的電價上漲會否削弱德國工業的競爭力。

　　現階段德國總裝機容量是8.15萬兆瓦，仍有1500兆瓦的用電剩余。只要德國未來一至兩年不發生特大需求變化，例如罕見寒冬，短期供電不會有問題。

　　從長期看，到2019年，德國新建電站將累計達到3萬兆瓦，超過現有核電站的裝機總和。此外，必要時德國還可從歐洲其他國家進口電力，因此電力供給的穩定性應當可以保障。

　　記者：德國如何面對可能的電價上漲？

　　丁永健：現有老核電站大都折舊完畢再加上核電的運營成本較低，德國退出核電會引起一定程度的電價上漲。

　　根據倫理道德專家委員會樂觀估計，核能退出后，私人家庭承擔的電費會上漲約1.4%，一些民意調查表明，德國大多數家庭能夠承受，也愿意為放棄核電付出一些代價。

　　而對耗電集中型企業，德國決定成立一個“能源轉型過程監督小組”，對核電退出造成的后果每年展開評估。

　　從另一方面看，應用新能源技術、發展綠色經濟本身有助于提升企業的長久競爭力，有助于創造新的就業崗位。而且放棄核電后，社會環境綜合風險的降低也很難用經濟指標和數據來衡量。

　　記者：放棄核電是否與德國節能減排的目標相抵觸？

　　丁永健：德國的能源轉型是一場能源大革命，其最大困難正是廢棄核電與節能減排之間的矛盾。德國政府決定到2020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比1990年減少40%，即從10.3億噸降低到6.2億噸。經過多年努力，2009年德國排放量縮減為7.4億噸。但2010年，由于經濟復蘇，德國排放量比前一年增長4.8%。因此，減排的總體形勢并不樂觀，退出核電會增加減排工作的難度。

　　為解決這一矛盾，倫理道德專家委員會提出六個措施。一是提高能源利用率，包括實施舊房改造，鼓勵低能建筑，建設智能電網等。二是大力發展風電、太陽能、地熱和生物氣體等可再生能源，到2020年使可再生能源占總發電量的47%。三是穩固電網，研發更好的能量存儲技術及超高壓電力調配技術。四是提高常規火電效益，減少煤炭消耗，增加天然氣、新型氣汽混合電站。五是加強電熱結合，到2020年時將電熱兩用電站的發電量比例從現今的15%提高到25%；六是電網結構和發電余量優化，必要時通過歐洲電網調節電量。

　　記者：德國“棄核”會對他國產生什么影響？

　　丁永健：德國放棄核電與它特有的國情民意和發展階段密切相關。它“棄核”的決定建立在“可選擇性”的基礎之上：德國的能源結構及其發達程度使其具備了轉型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反觀擁有58座核電站的法國，核能在它能源體系中的比例如此之大，以至于法國現在根本不具備轉型的可選擇性。同樣，對于中國、美國等正在使用或發展核電的國家而言，也無需因德國的退出而背負太大壓力。畢竟，不同國情的國家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其能源政策和取向不可能一致。但國內同行及學者可以密切關注德國的核電走向，特別是它的能源結構未來十年的變化，進而借鑒德國能源轉型的經驗教訓，為中國將來的能源轉型提供有益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