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島核危機刺激了全球對核能安全憂慮的敏感神經。

　　各國以此為鑒審慎自身能源發展。德國政府表示將于2022年前關閉國內所有核電站，成為全球首個無核工業大國。以美國為首的另外一些國家則聲稱自己不會因噎廢食。而中國政府在3月份給出的態度是暫停審批新核電項目、全面審查在建核電站、并對我國核設施進行全面安全檢查。

　　發改委官員表示，中國不會因日本核事故因噎廢食，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仍將高效發展核電。　

　　不過，以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何祚庥為代表的“謹慎派”在多個場合提出，中國核電大發展計劃“很成問題”，必須立即停止核電“大躍進”。　

　　除了安全外，核電是否是最清潔、最經濟的能源？核電在中國究竟何去何從？在6月23日科學媒介中心舉辦的“應對氣候變化：核電解決方案和挑戰”研討會上，業內人士對此再次探討，以期給備受爭議的核電能源發展提供參考。

　　核電是最安全、清潔、經濟的發電方式

　　國家發改委能源所能源系統研究室主任姜克雋認為核電仍然是國家目前不能放棄的選擇。

　　“2007年，我們當時在爭論中國是不是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大國，但今天，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經比美國高出了30%~40%。”姜克雋的理由很直接，“我個人并不傾向于搞核電，但是不搞核電我們搞什么？考慮到全周期的影響和火電背后的噸煤死亡率，以及對健康和生態環境的影響，核電都是影響最小的發電方式之一。”

　　安全的核電

　　姜克雋在比較了核電與其他發電形式的生命周期影響后指出，核電危險系數相比煤炭等其他能源開發利用是低很多的。　　

　　“以美國三里島事故為例，基本沒有死亡案例，只有一些傷病報告。而國際上對切爾諾貝利事故的調查數據差別很大——國際原子能機構公布的死亡人數是58人，也有環保組織聲稱有9萬人，甚至幾十萬人。但即使考慮比較高的數字，核電平均下來仍然是最安全的。”姜克雋指出，拿核電與其他能源比較，“煤電的影響是最糟糕的。”在中國已經嚴格控制煤礦安全的前提下，我國煤礦事故年均死亡人數依然達到了3000多人。“此外，每年的矽肺病還有上千。如果再考慮因此導致的肺癌，數字就更不得了。所有的化石能源利用都存在這樣的問題。”

　　姜克雋指出，從歷次發生的核事故來看，核事故造成的輻射傷害遠小于民眾普遍的常識推斷，而事故造成的社會群體恐慌的后續危害遠大于核輻射本身。比如恐慌下的精神壓力與創傷、對后代健康的憂慮以及社會關系的破裂，造成當地民眾大范圍群體性的焦慮、抑郁、沮喪等各種非輻射相關的精神疾病。

　　姜克雋認為，在日本福島核事故之后，媒體的報道在一定程度上誤導了公眾。“國內的主流媒體在報道的初始階段經常出現的一個錯誤就是報道稱‘超標一萬倍’。實際上不是超標一萬倍，是超過環境‘本底輻射’（指天然存在的電離輻射）一萬倍，這是什么概念？媒體并沒有給公眾解釋。”姜克雋指出，東京和核電站地區，本底輻射是0.04微西弗，一萬倍是400微西弗，而人們一次Ｘ光檢查所受輻射就已達到1000微西弗。

　　數字顯示，所有核電站附近的本底輻射都是所在區域相對較低的。反而煤電站類似輻射物質的濃度是核電站的十倍以上。

　　同時，根據測算，核電站對溫室氣體的負面影響最小，而煤電最大。中國核工業建設集團公司辦公廳副主任兼上海辦事處主任米森的報告指出，一座100萬千瓦核電廠，一年只需20~30噸核燃料，大型卡車運輸也很方便。而同樣功率的煤電廠，一年要燒掉200萬~300萬噸煤，每天需要約100節火車皮運輸，一座100萬千瓦的煤電廠每年除排出20多萬噸爐渣外，還往大氣中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和顆粒物，造成全球暖化和酸雨。

　　此外，爐渣和煙氣中還含有約400噸重金屬（如鉛、砷、鎘、汞等），以及少量放射性物質（如鈾、釷、鐳等）。這些放射性物質所產生的輻照劑量雖然仍然在本底范圍內，但它比正常運行的核電廠所產生的輻照劑量高。

　　“我寧愿住離核電站很近的地方，也不愿住在煤電站附近。”姜克雋說，“所以我認為核電仍然是最安全、最清潔的發電方式之一。”

　　最經濟的能源

　　能源是驅動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燃料。米森在報告中指出，2010年中國發電量為41413億千瓦時，美國發電量為41000億千瓦時，中國首次超過美國，但電效能及收入電價比與美國有很大差距。

　　“按中國目前的電效能比，要趕上美國的GDP，需要將現在的發電量乘以2.5。”米森指出，2011年1月~4月，中國工業用電比去年同期增長12%，而水電生產增量因枯水比去年同期平均量減少了20%。提供有效、足量、適合減排要求且經濟性的電力產品已是無法回避的艱巨任務。

　　按照米森的計算，核電的建設成本較高，但是運營成本很低，只有煤電1/3。以大亞灣核電站為例，大亞灣核電站一期的設計壽命是40年。“前十年就已經收回成本，后面30年創造的全是利潤。”米森指出，“現在我們國家新建核電站的設計壽命均為60年，從經濟上講有一定的優勢。”

　　米森同時指出，我國核電成本控制在每千瓦時2500美元是較為合理的。我國正在建的AP1000核電站，目前的成本是每千瓦時1938美元，考慮到綜合物價上漲和成本上漲，到第一個核電站建成以后，成本約在2400美元左右，加上一些不確定性因素，每千瓦時2500美元是比較合理。“當然在國外核電的建設成本已經高達每千瓦時6000美元，甚至更高，這是因為中國核電在許多環節上相比國外可以降低成本。”米森指出，“特別是在核電設備國產化率大幅提高之后，成本將進一步下降。”

　　米森的報告認為，一般來講核電站在建成10年之后就可以收回成本，加之壽命期較煤電長，因此成本更低。按照西屋公司的聲明，AP1000核電批量化建造后，每千瓦時的造價僅為1000美元。

　　米森同時指出，2005年，我國核電平均上網價格為0.415元/度，比OECD統計略高，即便如此，核電仍有較大經濟優勢。

　　對此，姜克雋持相同觀點，他認為，目前核電基本不需要補貼。而國家在其他能源形式上則安排了大量補貼資金，大概的排序是：光伏最貴，其次是近海風電、陸上風電、天然氣、核電、煤電、水電。“況且，核電的成本中已經包含了核廢料處理和安全性成本。”姜克雋強調。

　　“未來煤電由于污染治理問題，會越來越貴；核電價格不會有大的變化，第三代核電會更安全，價格也會下降20%左右；太陽能下降潛力巨大，未來10到20年可能會到50%左右；風電降價空間已經不大了，2010年末風機價格已經下降到了每千瓦3000多元。”姜克雋說，“比較而言，核電是具有經濟競爭力的。”

　　國際核能政策 

　　日本：調整本國能源政策

　　日本首相菅直人5月25日下午在巴黎舉行的經合組織（OECD）成立50周年的紀念儀式上發表演講，稱受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影響，日本將調整能源政策，通過“大膽的技術革新”，計劃在21世紀20年代前期將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占總電力的比例升至20%以上；并提出為實現這一目標，太陽能發電成本將在2020年降至目前的1/3，2030年降至1/6，目標旨在1000萬戶住宅屋頂安裝太陽能電池板。在其演講中，菅直人仍將核電稱之為能源領域的支柱之一，表示將吸取教訓“實現最高程度的核能安全”。

　　菅直人強調，除能源領域現有兩大支柱核能與化石能源外，還將新增可再生能源和能效這兩大支柱。日本在這4個領域將傾舉國之力，應對挑戰。

　　首要挑戰是核能安全性。基于福島核事故，日本將建立最高標準的核能安全。日本已建立核事故調查與檢驗委員會，不僅從技術角度檢驗，還將從人力資源、組織結構、體制機制以及安全文化等方面進行綜合評估。

　　其次是化石燃料的環境挑戰。第三個挑戰是可再生能源的實際應用。 第四個挑戰是將通過社會變革、創建能源消費的新文化來實現家庭和商業能效的改造。（陳偉）

　　德國：棄核決定褒貶不一

　　5月30日，德國總理默克爾領導的執政聯盟正式作出到2022年前分批關閉所有17座核電站的決定。同時，默克爾還提出了要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將其在電力供應中所占比例從2010年的17%提高到2020年的35%。

　　核電存廢在德國一直是敏感話題。目前德國用電總量中有1/4來自核電。決策者對可再生能源的預期發電量是否足以彌補關閉所有核電站造成的電力短缺并沒有十足的把握。有人批評這是一個“情緒化的決定”，還警告說此舉必然會威脅德國作為工業大國的地位。德國數家大型能源公司都警告說，核電快速關停可能會引發電力短缺，從而導致經濟災難。

　　有分析認為，德國的用電成本將大幅提高，而高昂的電費和能源轉換補貼等費用的支出可能要落到消費者的頭上。德國政府轄下的經濟和核能評估機構預測，停止使用核電將促使電力批發價格每兆瓦時上漲50歐元。IEA總干事田中伸男也出面警告德國在關閉核電的問題上應保持謹慎，“這不只是德國的問題，更是整個歐洲的問題，完全放棄核電會對歐洲的能源安全形成威脅”。

　　德國政府此時作出退核決定的另一方面則較少有人關注：德國作為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之一，其能源消費水平在近20年來已趨于穩定甚至略有下降，在可預見的未來對能源的需求不會發生大的增長。德國電網監管部門5月27日表示，即使目前停運了7座核電站，德國仍能做到電力自給；加之其在可再生能源領域雄厚的技術實力及有力的政策扶持，從長期來看，德國用可再生能源完全替代核能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陳偉）

　　歐盟：提高現有安全標準

　　國際上各國對核電態度有所不同。多數有核國家如美國、法國、英國、俄羅斯等仍表示將繼續支持核能發展，討論將限制在如何提升核安全的范疇，而不是廢存之爭。

　　歐盟決定提高現有核電站的安全標準，從6月1日起，歐盟委員會全面啟動核電站壓力測試，排查歐盟全境143座核電站。壓力測試將評估核電站應對自然災害和人為危害的能力，前者包括地震、洪水、海嘯、龍卷風等，后者則包括飛機撞擊、核電站附近爆炸等情況。6月1日開始的測試分三個階段實施：核電站填寫測試問卷，提供相關技術資料；各國監管部門出臺審查報告；由多國代表組成的專家小組評估各國的審查報告，專家小組也可進行現場勘察。依照進度，各國的審查報告將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專家小組的評估將在2012年4月底前完成，壓力測試的所有結果將全部對外公開。按規定，如果有核電站未能通過壓力測試，是否關閉該核電站由其所在的歐盟成員國決定。 （陳偉）

　　英國：沒必要減少核電站數量

　　5月18日，英國首席核設施督查員Mike Weightman公布了日本核事故對英核電站影響的中期評估報告。報告指出，沒有必要減少英國核電站的運行數量，但必須吸取經驗教訓。

　　Weightman指出，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源于極端自然災害——9級地震和隨之而來的海嘯，而距離英國本土最近的斷層帶也在1000英里之外，這種強度的災害在英國是不可能發生的，而且已經針對遙遠的災害制定了相應的保護措施。同時，英國正在運行及計劃修建的反應堆所采用的技術和設計方案都有別于日本福島的反應堆。

　　Weightman同時強調，不論英國核電站的設計水準、操作水平有多高，對安全性的改進還是應一刻不停。

　　英國能源與氣候變化大臣Chris Huhne表示，這份中期報告為消除在英興建核電站的阻力提供了基礎。（陳偉）

　　停止核電“大躍進”

　　目前，國內核電項目暫停審批何時開閘，相關部門并沒有給出明確時間表。有樂觀者估計，今年8月份便重啟核電項目審批，保守者稱中國核電發展進程將被延緩1到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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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核電事故不會改變我國‘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高效發展核電’的方針。”姜克雋表示，按國務院要求，正在運行的核設施的安全檢查已結束，從檢查的結果看，目前運行的核電站符合國家核電安全的法律法規、標準和技術規范，我國核電的安全性可以得到保障。他同時指出，中國應將日本福島核事故視為“全球高度重視安全發展核能的一次機遇”，不能因噎廢食.

　　“日本福島核事故對我國核能發展會有短期影響，長期不會。短期就是對技術的審批要放慢，這次暫停審批核電項目之后，可能要過幾個月才能解禁。”姜克雋說。

　　統計數據顯示，我國正在運行的核電反應堆有11座，發電功率達900萬千瓦，在建核電機組26臺，裝機容量2800萬千瓦，占全球在建核電機組的46%。

　　“我國規劃要在40年間，從1000萬千瓦躍進到4億~5億千瓦，但我們的質疑是，我國為這一核電站的‘大躍進’是否作了足夠的準備？”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強調，核電大發展計劃“很成問題”，“必須立即停止我國在核電發展上的‘大躍進’”，并認真修改我國核電發展計劃。

　　核電“大躍進”？

　　2005年，國家確定“積極發展核電”的方針；2007年，國務院頒布《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5—2020年）》。按照國家能源局和中國工程院在日本核危機之前所作規劃，到2020年，中國核電裝機目標保守為7000萬~8000萬千瓦，2030年達2億千瓦，2050年達4億到5億千瓦，核電將逐步發展成為我國主要能源之一。

　　何祚庥在報告中指出。如若按照該發展目標，屆時中國的核電規模將超過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問題的關鍵是這一核規劃的制定，沒有對核安全問題作出充分評估或具體分析。”

　　按照何祚庥的分析，全球441座核電站運行以來，先后共發生過3次重大核安全事故，概率約為1%。如果依此推算，那么即便是1%的事故發生率在中國也是不可想象的。“核事故一旦發生，不是死多少人的問題，而是影響多少代人的問題。當年的切爾諾貝利事故造成了廣闊的無人區，今年的福島事故也難以避免。核物質活動期長達上千年，將成為人類的一個大包袱。”何祚庥說。

　　“福島核事故給我們的教訓是，核電站的設計和運轉必須大幅度提高其安全標準，也就是需要把那種‘千年一遇’的偶然事故也考慮在內，否則就不能確保福島核事故不再發生。”何祚庥說。

　　關于核電站的選址問題，何祚庥表示，我國是嚴重缺水的國家，凡是沒有充足水量的地區，根本不宜建設核電站。

　　“我過去就支持過重慶、湖北、江西、安徽等地發展核電站。但自福島核事故發生以來,這一想法有了根本改變。如果在母親河黃河或長江發生重大核事故，污染了黃河、長江之水，對上下游生態的破壞將是無法估量的。”何祚庥說道。

　　“我支持一切核電站均只能建在海邊的政策。”何祚庥強調，“但必須把防止大地震大海嘯列為保障‘絕對安全’的重大措施之一，當然也就增加了安全成本。”

　　最安全？最清潔？最經濟？

　　“關于核電站抗震的安全系數和成本投入問題，中國政府和相關核電專家對中國核電站的抗震標準設計和出現事故的概率從來都是‘諱莫如深’。”何祚庥直言不諱，“核電站抗震級別要達到8級或者9級，成本增加是天文數字，這樣一來，核電的市場競爭力將大減。”

　　這種觀點得到了許多反核人士的支持。英國格林尼治大學教授、《核電經濟》作者史蒂夫·托馬斯在研討會上表示，由于有很多限制、還有大小事故以及對廢料的處理，核電的成本還是非常高的。事實上，核電從來都不是廉價的發電方式。

　　據史蒂夫·托馬斯介紹，在許多西方國家，因為發電是壟斷的，建造核電站即使成本比較高也不用擔心，因為成本總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但從壟斷轉變為有市場競爭的時候，核電的競爭力就會顯著下降。

　　“如果建造成本在每千瓦1000美元的水平，可能是一種比較有吸引力的發電方式。但是我們看到最近的預算，現在每千瓦核電成本是6000美元，也就是說在過去的12年核電成本漲了6倍。”史蒂夫·托馬斯說。

　　“現在到了需要反思我國能源界流行的‘核能是高投入但又高效益的能源行業’這一說法的時候了。”何祚庥表示，核電的發電成本和社會效益問題其實一直被掩蓋了。核能發電其實成本相當高，這不僅是我國核工業集團的原因，而是整個國際社會都低估了“核能源的成本和效益”。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今年4月曾呼吁“必須對核能的成本效益重新進行分析”。何祚庥認為此舉的意義在于國際社會認同必須提升“核安全”和“核防衛”的“標準”，但同時必然帶來其發電成本的大幅度提升。

　　此外，核廢料的處理也將花費大量成本。何祚庥認為，一旦這一重大問題真正提到議事日程，核能的成本就將大幅度增加。“要是出現嚴重環境事故，還可能產生后果極為嚴重的‘負效益’。實際上現在賺的錢，是讓子孫后代幫我們‘還債’。”

　　提到鈾資源問題時，何祚庥對“我國有200萬噸以上的鈾資源，可以充分滿足國家核電發展的需求”這一普遍判斷表示懷疑，他認為中國并非富鈾國家，未來核原料對我國的掣肘將不可避免。

　　沒有絕對安全的能源

　　支持核電發展的觀點認為，就像一個國家發展航空、高鐵一樣，核電的發展能帶動工業體系的準確化和高精度。姜克雋在回應核安全問題時指出：“在規劃中之所以安全性問題提及很少，是因為以往核安全的問題已經談得非常多。說句實話，對核電站安全問題的要求，是其他工業從來沒有過的，甚至包括航空制造業。”

　　德國外交部、德國前核安全監管官員馬丁·弗萊舍表示認同姜克雋的觀點，他表示：“沒有絕對安全、絕對清潔的能源，即使是可再生能源對環境也有一定的影響。每一個國家都有各自的能源結構，各自的風險也不同，應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能源政策。”

　　馬丁·弗萊舍介紹了德國退出核電的艱難歷程。“包括環境公司，以及一些社團等各個利益相關方，各方進行了20年的討論之后才最終達成共識”。

　　對此，何祚庥則指出，對于我國應采取何種核政策的問題，應充分聽取不同意見的討論和爭論，不能以“不爭論”、“不折騰”作為壓制不同意見的“借口”。

　　“說核電是低成本、清潔、安全可靠的能源，有個前提就是不出核事故。但是，誰能百分百保證核電站不出事故？如果把核電站的廢料處理、核事故發生后的處理費用、補償費用、環境生態都考慮進去，還說核電是低成本、安全系數高、最清潔的能源是不恰當的。”何祚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