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性新興產業是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力量。

　　中共中央十七屆五中全會強調要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從我國國情和科技、產業基礎出發，明確了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生物、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七大重點領域。根據國家發改委提出的“三步走”計劃，到2015年，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將力爭達到8%左右；到2020年，這一指標將力爭達到15%左右。戰略性新興產業將在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進程中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

　　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以重大技術突破和重大發展需求為基礎的產業，對經濟社會全局和長遠發展具有重大和深遠的引領帶動作用。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市場規模、舉國體制、后發空間等方面有明顯優勢。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目標和領域布局的背后，新的經濟增長極正在規模空前的投資、科技力量的會聚和一系列產業扶持政策的出臺中逐漸形成。

　　但與此同時，體制機制障礙日益成為影響和制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根本性瓶頸。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當務之急，也是戰略性新興產業持續、健康、快速發展的關鍵。

　　制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

　　已經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正面臨許多尚未打破的體制化僵局和機制障礙。從根本上看，當前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存在的諸多問題，深層次原因都源于體制機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的問題依然存在。

　　一方面，支撐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科技儲備不足，許多產業領域的關鍵和核心技術仍受制于人，創新能力亟待提升。

　　另一方面，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科技創新活動目標導向不明、投入產出低效等問題，依然程度不同地普遍存在；科研院所、高校和企業之間，在技術和人才等方面的藩籬仍未完全打破，成果轉化通道還不夠通暢，全國目前平均科技成果轉化率不到10%，新技術的規模產業化也存在很多體制機制上的障礙。

　　此外，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尚未落實，創新能力總體薄弱，甚至一些高技術企業對創新的性質及其對產業戰略影響的理解也還非常膚淺。

　　二是創新產業鏈及戰略性新興產業生態系統不健全。

　　我國高技術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中長期處于基于產品出口戰略的低端平臺，缺乏產業自主性和創新整合能力，造成“被分工”格局和“強經濟、弱產業”的狀況。

　　曾經獨立建造大型客機的工廠，長期滿足于為美國波音飛機配套加工零件；曾經獨立開發機車、鐵路信號系統的鐵路部門，則大量引進德國、日本技術。雖然經濟在高速增長，但產業系統被沖擊得七零八落，基干產業的組織協調性逐漸削弱，甚至在一些領域已經土崩瓦解。

　　這就是我國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產業基礎和產業生態環境。

　　三是政府宏觀管理缺乏有效的決策協調機制。

　　由于戰略性新興產業處于起步階段，政府管理經驗不足，對政府推動與市場主導的功能定位和協同互動關系把握不準，往往陷入“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困境。

　　同時，由于體制上部門分割嚴重，決策協調難度較大，畫地為牢、政出多門的現象都較為普遍，一些強勢企業和部門利用傳統勢力阻礙技術的商業化，導致技術成熟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商業上和國際競爭中落后于人。

　　從全國而言，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組織部署中，還存在多頭布局、力量分散、定位不準、前瞻不夠、政策不協調、措施不配套等問題。

　　“三網融合”問題就是一個典型案例。節能環保產業的價格形成機制、創新藥物的市場準入機制、衛星應用的軍民結合機制等也不夠健全，都對相關產業的發展形成瓶頸制約；與之相適應的中介服務機構和市場應用支撐體系建設更是任重道遠。

　　四是財稅政策支持力度不夠，投資管理不善。

　　在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方面，政府和社會資源的多元投入機制正在形成。但適應戰略性新興產業特點和要求的資本市場和投融資體系尚不健全，力度不夠，投入分散，支持方式、政策體系、使用與管理機制都亟待完善。

　　比如一些政府機構和行業部門在專項補貼時，不進行科學論證和公開招標，直接指定補貼產業門類和技術發展路線，甚至直接補貼給地方或行業所屬企業，所謂肥水不流外人田，不僅造成了資源浪費和效益低下，而且嚴重歪曲了政策導向，產生了深刻的不良影響。

　　五是區域布局缺乏統籌規劃與分工協同。

　　在重視和積極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同時，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現了一哄而起、低端拼搶的從眾化苗頭。

　　如全國有27個省、市、自治區的100多個城市都提出要打造新能源產業基地，近80%的地區選擇發展節能環保產業，超過90%的地區選擇發展新能源、新材料、電子信息和生物醫藥產業，60%的地區選擇發展生物育種產業，另有50%以上地區選擇發展新能源汽車。

　　這種盲目投資、重復建設，不僅可能產生嚴重的結構性過剩，造成極大的資源浪費和效益低下；而且不利于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區域上的分工協作，難以形成協調、完整的產業鏈和產業生態系統。

　　六是創新創業人才培養、使用和流動機制不完善。

　　創新創業人才培養是我國教育、科技和產業界共同面對的體制性難題。目前我國創新人才隊伍的規模與結構（包括學科結構、產業結構、能力結構等），都還難以適應和滿足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需求；一些產業領域特別是高技術企業，高端創新創業人才缺乏問題比較突出。在人才培養特別是人才引進中，不同程度地出現盲目草率、無序競爭、好大喜功、貪多求全、虛飾浮躁、急功近利等不良現象。

　　破解體制機制改革和發展難題的對策建議

　　繼續深化科技與經濟體制改革，構建產學研用合作創新機制，強化科技創新的支撐作用。

　　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競爭，實質上是科技創新能力的競爭。

　　一方面，關鍵和核心技術從根本上決定著產業發展的方向、水平和效益，缺乏關鍵和核心技術，再大的產業規模也不具備戰略競爭力；另一方面，重點產業、重要領域的關鍵和核心技術具有壟斷價值，是買不起也買不來的，必須依靠自主創新特別是原始創新，才能形成自主知識產權。

　　據調查，目前我國高檔數控機床系統國內市場占有率不到2%，大型飛機、半導體和集成電路專用設備等大型成套設備、核心元器件和重要基礎件長期依賴進口。我國風能裝機容量居世界前列，但風電整機設計和軸承、控制系統等關鍵零部件技術仍受制于人；太陽能電池產量為世界第一，但光伏電池生產設備主要依賴進口。生物、海洋工程等前沿領域的總體水平，第二代薄膜電池技術、第三代高倍聚光太陽能發電技術等，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很遠，產業化階段差距更大。

　　不破除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的體制障礙，不充分發揮科技創新的支撐功能，戰略性新興產業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戰略性新興產業既代表未來產業發展的方向，也代表著科技創新的前沿方向。支撐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科技創新活動，必須聚焦國家業已明確的七大產業板塊，強化目標導向，突出自主創新，著眼創新跨越，將突破一批核心和關鍵技術和掌握自主知識產權，作為首要任務和核心目標。

　　當前，要進一步發揮各級各類科技計劃的導向作用，設置強制性門檻，使相關科技計劃與國家重大工程、產業發展規劃、重點行業的技術創新活動協同起來，推動產學研用結合。

　　如重大科技項目，要有重要的產業應用背景，能圍繞制約產業發展的瓶頸問題，突破關鍵和核心技術，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系統解決方案；重大科技產業化項目，必須擁有自主創新的關鍵核心技術和共性技術，具有迫切的應用需求和良好的市場前景，能引領和促進相關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

　　我國科技與經濟“兩張皮”的問題，既有科技系統自身體制的原因，也有在全球低端制造平臺位置下，創新要素需求不旺的原因。

　　要抓住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帶動創新要素供需良性互動的契機，推動產業發展主體與科技資源研發主體的結合，搭建高端產學研用合作創新平臺，促進學科鏈、創新鏈和產業鏈的對接，加大資源整合力度，在最有基礎、最有可能的重點領域推動聯合攻關，著力突破關鍵和核心技術。

　　企業要在強化自身創新能力的同時，充分整合和利用科研院所與高校的科技資源，提升產業技術水平；科研機構與高校也要抓住機遇，及時響應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對科技支撐的需求，加強相關產業的前沿性和先導性技術研發，加強與龍頭企業戰略性合作。雙方在科技計劃與科研布局、科研經費與項目管理、知識產權與成果分享等方面，建立健全對接平臺與合作機制，協力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

　　堅持以我為主、開放合作，構建協調、完整的創新產業鏈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生態系統。

　　當今世界，一國產業發展的整體水平，不再取決于該領域單一技術的領先，也不在于舉國體制下少數產業發展的成功，完整、協調的產業鏈和產業生態系統，才是產業強國的標志。

　　它能有效整合創新資源和能力，使產業獲得類似于生物般指數繁殖和進化發展的能力。

　　美國的新經濟模式就不是以某種技術或某個領域的優勢來確定的，而是以一系列顛覆性變革來構建創新產業鏈和高端產業平臺，以此來主導全球產業分工。

　　日本和蘇聯能在二戰的廢墟中迅速崛起成一流強國，靠的也是這種產業體系。比如40年前日本開通的新干線，即使以當時的標準，其單項技術也相當粗糙，但鋼鐵、機械、電子、化學、空氣動力學等各門類專業合力攻關，協調配套，終于引領創造了一個產業經濟騰飛的新時代。

　　同樣，一度被西方看做劃時代工業奇跡的前蘇聯米格-25戰斗機，也只是通過相關技術門類的緊密配合，把各項成熟技術發揮到了極致，在保證速度、操控性等指標超出西方同時代戰斗機的同時，還顯著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可靠性。

　　再以信息技術與信息產業發展為例。以1948年美國貝爾實驗室發明晶體管、1958年制成第一臺固體元件計算機為開端，晶體管的發明和微電子制造技術的飛速發展，開創了全新的信息時代。短短50年間，器件設計和制造工藝并駕齊驅，相輔發展，拉單晶、摻雜、擴散、離子注入、外延、濺射、化學沉積、光刻、表面貼裝、自動化組裝、納米制造工藝等，都是在微電子器件和集成電路研制與開發過程中創造并投入運行的。

　　軟件產業在硬件基礎上發展起來，反過來又推動著設計、開發和制造技術的改進與飛躍。沒有精密制造業，就不可能把固體力學和量子力學知識轉化為生產力，就沒有信息產業。反過來，信息技術又作用于傳統工業，使之自動化、智能化，極大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今天，美國已開始把信息技術與新經濟向產業與社會結構的縱深推進，與信息技術相關的傳統產業和新興產業都煥發出新的生命力。

　　長期以來，我國在全球產業和經濟競爭中處于低端滑落甚至低端鎖定的被動局面。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不僅要通過產業和技術的跨越發展，突破全球產業鏈的重圍，而且更要注重通過相關各門類基干產業的協調配合，構建自主、完善的創新產業鏈和產業生態系統。

　　需要指出的是，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來產業基礎和科技能力、經濟實力的積蓄，利用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格局大調整的“時間窗口”，只要選擇合適的發展路徑，我國完全有條件通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實現從“跟著走”到“想著走”再到“領著走”的轉變，從而形成自主創新的產業系統整合能力，在全球競爭與發展中把握主動權和主導權。

　　全球化條件下的創新產業鏈和產業生態系統必然具有全球競爭性。在資源緊缺的世界里，總體恒定的戰略性創新資源一些國家多擁有一些，另外國家則必然少利用一些。

　　我國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必須通過政策引導，發揮市場優勢，以產業需求為牽引，以跨越發展為目標，加強國際合作，不僅要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在更高的層次上參與國際分工與競爭協作，而且要積極整合和充分利用人才、技術、資金等方面的全球創新資源，并通過技術標準、產業規范和綠色門檻，在更高的起點上構建創新產業鏈和產業生態系統。

　　強化需求拉動，切實發揮企業的創新主體作用，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提供持續強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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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略性新興產業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從歷史上看，產業革命是需求拉動和技術推動共同作用的結果。社會需求的歷史性變化是技術發展和產業革命的最根本動力，但并不意味著新技術和產業革命能夠按需而至。

　　產業發展的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企業上，不僅要看誰的技術是主流標準，更要看誰的企業更強，誰的產品占據更大市場。

　　各國經驗表明，凡高新技術產業競爭力較強的國家，一般都重視激勵和扶持企業開展研發活動，增強企業自主創新和整合創新資源的能力，充分利用企業貼近市場的優勢和在創新產業鏈中的主體地位，實現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的目標。

　　在某些領域，我國對技術的投入并不少，國人的智慧與勤奮也毋庸置疑，為什么技術創新的產業化步履維艱，我們在一些關鍵技術上受制于人的困境長期難以擺脫？一條主要原因就是與企業脫節。

　　以巨型計算機的研制為例，早在1976年，我國就投入巨資研制巨型計算機；1983年底銀河巨型計算機問世，幾乎掌握了當時所有的計算機核心技術，共有100多項重要技術創新，部分核心技術具世界領先水平。但我國沒有抓住機遇建立一套計算機技術產業體系，導致此后計算機技術和產業持續落后，核心部件大多依賴國外。

　　其原因既有美國商業策略的成功，也有國人對計算性能的追求，但其中一條重要原因是，當時根本沒有企業的參與，未能構建起持續研發的動力機制。

　　企業是技術的最終載體，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不落實，自然沒有可持續研發的動力。政府投資的一些產業發展緩慢甚至最終失敗，主要原因是既缺乏外在的監督機制，又缺乏內在的動力機制。層層上報項目，爭取政府支持，資金到手后設法敷衍；產品研制成功后，更缺乏應用推廣能力和靈敏感應市場需求進行持續創新的機制，質量改進極其緩慢，贏利能力低下。

　　目前，我國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尚無一家千億元企業，大量初創和中小企業在尋求突破性增長過程中也面臨技術創新、人才、資金、市場等多方面的發展困境。缺乏大型龍頭企業的帶動，中小企業不強壯，發展戰略新興產業只能是一場虛火。

　　落實企業創新主體地位的另一個突出障礙，就是企業缺乏對創新性質及其對產業戰略影響的深刻理解，不知道怎樣把創新與產業發展戰略聯系起來，往往在重大創新突破和產業革命遽然來臨時束手無策。

　　歷史上，樂凱與柯達在膠片和沖印業務領域的合資，就是創造性破壞來臨之際決策失敗的典型。

　　當前，從需求拉動角度看，隨著一批新興經濟體持續快速增長，全球能源需求和價格將隨之增長，人類對新能源的技術突破和產業革命需求日益迫切；隨著人口老齡化、醫療費用上升和人類健康需求的增長，人們對生命科學、生物技術和健康產業寄予的希望也越來越高；隨著自然環境和氣候條件的不斷惡化，低碳和節能環保技術亟待取得突破。

　　這些都為企業參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提供了機遇，能否抓住機遇，確立和鞏固主體地位，是企業面臨的重要戰略選擇。比如，可持續發展問題是中國經濟社會面臨的嚴峻挑戰，但大多數企業只是消極地把它看做成本和社會責任，只有少數有遠見的企業家把它當做創新機遇，從而獲得和發展了競爭優勢。

　　著力解決技術進步后的商業缺位問題，構建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相匹配的商業模式。

　　戰略性新興產業成長，是一個從技術到產品再到市場應用并實現產業化的過程，必須重視解決商業模式問題，推動創新技術進入市場并走向成熟，形成利潤和持續創新能力。

　　由于科技與經濟的結合還不夠密切，也由于企業對創新與戰略問題的認識和理解還不夠深刻，我國產業發展的商業模式問題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

　　2010年11月的深圳高交會展示了云計算、物聯網、新能源等一大批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技術創新成果和高技術企業，可以說是一場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的大巡禮；但在開發出先進技術的同時，也開發出完整商業運行模式的國內企業卻屈指可數。反過來，技術進步之后的商業缺失，又會制約科技與經濟的結合，影響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

　　從宏觀上看，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相匹配的商業模式，要立足于拉動經濟轉型和帶動產業跨越發展。

　　如美國選擇大體量的清潔能源產業集群作為戰略產業轉型的引擎，通過創新技術革命，制造出新產品建立新市場，既能以可再生能源為方向替代石油進口，改造國際資源分配體制，支持美國經濟轉型；又能改造國際商品分配機制，實現從消費社會向生產社會轉變；既實現內需置換，又促進創新出口，從而構建了一個內需與創新相結合的商業模式，滿足美國進口商品的價值對沖，并以此創造了超越互聯網革命的新能源產業革命，拉動美國和全球經濟的轉型。

　　從微觀上看，單純的技術創新，一般說來也已經無法取得商業成功。

　　比如，蘋果推出iPod產品時采用了7種創新，其成功主要取決于創新的音樂軟件下載平臺這一商業創新模式。

　　我國太陽能發展的重點是大規模發電，但有一家中國企業把發光二極管技術和太陽能發電技術巧妙地結合起來，其研發的太陽能電筒全部被美國、加拿大的軍方和警方購買，這一創新策略和商業模式取得了成功。

　　荷蘭的花卉產業更是一個產業鏈創新模式的典范。荷蘭缺少發展花卉產業的比較優勢（土地和氣候條件），卻成為世界花卉產業領袖，關鍵是在花卉產業鏈的各個環節上都進行了創新，尤其是它的封閉式溫室栽培系統和交易系統，有效彌補了自然資源上的不足，把短缺轉化成了競爭優勢。

　　日本是二次創新的國家，在被美國俗稱為“煙囪產業”的鋼鐵、水泥、纖維等產業積極投資研發，結果鋼鐵企業的技術水平遠超過美國，生產一噸鋼鐵所消耗的煤炭量只需0.6噸，是世界上最好的配置水平。日本鋼鐵工業除了擁有值得驕傲的節省能源消耗技術外，甚至還具有發電功能，車間從不向發電公司買電，反過來把剩余的電力賣給當地的發電公司。所以日本雖然是一個無能源國家，但始終不存在能源緊缺問題。

　　這些基于商業模式創新的做法和經驗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值得我們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學習和借鑒。

　　深化宏觀管理體制改革，建立健全適應和促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

　　國家相關部委之間要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培育和發展，強化引導與規范、協調和聯動，自上而下落實國家各項扶持政策，認真解決政策引導不力、措施配套不全和統籌協調不夠等問題，健全部門業務之間的良性循環機制。

　　產業部門之間要強化創新協作，建立產業鏈上下游和產業生態系統的對接平臺與合作配套機制等，如高速鐵路運營商與設備供應商之間的協同創新。

　　產業部門和金融資本之間也要建立創新互動機制，既加大對前沿探索、基礎和應用基礎研究的支持，也聚焦支持產品研發的前端和推廣應用的后端，提升產業整體創新能力和產業鏈的國際競爭力。

　　此外，還要充分發揮政府的引導和推動作用，統籌技術開發、標準制定、市場應用和規模產業化等創新環節，實施若干重大產業創新發展工程，促進重點產業跨越發展。

　　要深入研究影響和制約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政策問題，系統培育良好的政策支持環境；要改革科技資源配置和科技評價機制，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完善科技成果交易制度，建立健全和完善有利于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的激勵、扶持政策體系，打通技術走向市場的通道；政府對創新成果的支持要更加強調市場適應性，尊重企業對市場的價值把握；要堅持以企業為主體，加大對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企業技術創新的投入和支持力度，既要為大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創造有利條件，也要扶持和激勵中小企業發揮積極作用；要加大財政稅收政策的支持力度，設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專項資金，建立穩定的財政投入增長機制；要深化相關產業在財稅體制和投融資體系、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節能環保規制等領域的改革。

　　要科學規劃，合理布局，加強對地方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引導和調控。通過發展規劃和政策資源進行宏觀導向，加快制定戰略性新興產業指導目錄，完善技術、市場等準入標準，引導地方根據不同的資源優勢、基礎條件和國家戰略需求進行產業定位與戰略選擇，強化區域間產業發展的分工合作與協調配套，形成面向全球戰略性新興產業鏈協同競爭的整體優勢。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電子學研究所黨委書記、研究員，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