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中國的一場戰爭以及近鄰日本的一次天災，將中國能源結構與安全擺到了顯微鏡下。

　　利比亞戰事升級令國際油價再次被推上上行通道，重回100美元上方。國際能源署的最新消息稱，利比亞的石油輸出港口已經全部中斷。

　　盡管中國石油進口所受影響甚微，但成本價格難免受到沖擊，最終會傳導到各領域，包括能源領域。

　　油氣等傳統能源再度承受了巨大壓力，清潔能源的現實也不容樂觀。

　　鑒于日本地震導致福島核電站事故的發生，溫家寶總理主持的3月1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表示，要全面審查在建核電站，并對所有在建核電站進行安全評估，同時要抓緊編制核安全規劃，在核安全規劃批準前，暫停審批核電項目包括開展前期工作的項目。

　　而在“十二五”的規劃中，我國“要實現能耗強度下降16%、二氧化碳強度下降17%”的減排目標，這意味著在未來的5年中，我國要大力推進發展清潔能源，但核電發展受阻，則會逐漸影響我國的未來的能源結構。

　　中東、北非動蕩以及日本福島核危機能否成為我國能源結構調整的一個伏筆，現在并不可知。

　　核電危機啟示 

　　不久前，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長李俊峰表示，我國“核電中長期規劃將面臨一些調整”。

　　按照溫家寶總理指示的精神，在核安全規劃批準前暫停審批核電項目，但一年之內核安全規劃難以出臺，這一年內的核電新項目無法上馬，這可能影響“十二五”、“十三五”核能規劃目標的實現。

　　一位接近決策層的能源領域專家曾向記者表示，湖南、重慶、陜西、甘肅等地的核電站選址將被重新評估，因為這些地區過去曾經發生過地震，或者與過去地震所在地比較近。

　　而這一調整，業界猜測也將會影響到 “十二五”能源發展規劃。而這一規劃，對于未來我國的能源結構將產生較大影響。

　　我國著名能源經濟學家林伯強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盡管我國在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后對我國的核發展作出了調整，但日本的本次事故對中國的核發展究竟有多大影響，實際上目前還難以預測。

　　據林伯強解釋，日本核電站事故還沒有結束。“所以最終日本以哪一種形式來收尾，評估的影響有多大，可能都會影響到國際社會核發展的大環境。而這個環境對中國的核發展很重要。”

　　如果日本核電對國際核工業發展沒有特別的影響，那對中國的影響也不大，因為中國能選擇的清潔能源不多，以風電、光伏這些為例，他們的成本太高，水電又受到潛能的影響，所以如果大環境沒有太多變化，那么中國的核電發展戰略就不會受到太大影響。

　　但林強調，現在是否有影響的主要判斷標準就是時間點，因為我們承諾到2020年17%的減排目標，“那現在福島的核電事故無論如何，對于我國的能否按時完成這個承諾還是會有影響的。“畢竟現在已經停止審批了，這些問題都對核電站建設周期拖一下的話，那么對我國此前計劃在2020年完成的任務就得拖到2020年以后。所以這就會造成我國能源結構的微小改變。”

　　“十二五”考驗 

　　國家能源局副局長錢智民在3月14日曾向記者表示，按照日程，由能源局牽頭制定的“十二五”能源發展規劃，將在3月底完成編制工作。

　　錢智民稱，這一規劃屬于“十二五”規劃綱要下17個重點專項規劃之一 ，包括石油天然氣、電力、新興能源等專項規劃。與“十二五”規劃綱要“經濟結構調整”主線呼應，能源發展規劃的主線將圍繞“能源結構調整”展開。

　　錢智民表示，在能源結構調整的背景下，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煤炭清潔利用、煤層氣、天然氣水合物、核能、智能電網、新型汽車燃料等內容都將在能源發展規劃中得到體現。

　　對此，業內人士認為，調整能源結構主線對于新興能源行業來說是利好，“十二五”期間新興能源行業將迎來高速發展。隨著煤炭利用比重下降，傳統煤炭與火電行業發展將步入穩定期。

　　目前，我國優化能源的總體戰略為“少用煤，發展氣”。在這一戰略的指導思想下，煤在中國能源消費結構中的比重，計劃在2010-2020年的十年間，從70.7%減少至50.7%左右。也就是說，在“十二五”期間，天然氣、水電、核電以及風電的比重將增強。

　　因此在3月16日發布的“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出，“十二五”期間，將實現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11.4%。按照政府既有承諾，到2020年我國非化石能源將占一次能源消費的15%，其中核電將貢獻4%的比重。

　　但鑒于本次日本福島核電站事故的影響，核電規劃將進行下調，據了解，2009年之后，包括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內陸省份爭相上報當地核電規劃。例如尚無核能發電的河北省，計劃在“十二五”期間開工建設兩座核電站，但因國務院宣布暫停新核電項目的審批，河北“核電之夢”暫時遇阻。

　　因此，有業內人士表示，核電規劃目標若下調，可能為水電、風電、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開發“讓出空間”。

　　但電力企業聯合會副會長李榮泗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我國作為煤炭生產和消費的第一大國，這個結構實際上仍然難以調整，雖然計劃在未來，這一比例會下調，但是“可再生能源比如風電、太陽能、光伏的這些東西一時頂不了事，他們還是在成長當中。”所以清潔能源在目前的發展來看，如果無法得到政府的有效政策扶持，其發展進程仍然難辨。

　　更重要的是，在目前的成熟的火電發展中，各個地方以及部門利益的錯綜復雜性，也成為了清潔能源發展的阻力。

　　這就意味著，在減排的硬性指標下，煤炭消耗計劃減少，而核電的比重也在調整，這將導致以天然氣、水電、風電以及太陽能等清潔能源將得到更大的發展空間，然而實際上，發展的阻力仍然很大。

　　清潔能源之困 

　　李俊峰在2010年末曾公開表示，在2003年制定第一版“十一五”規劃時，預計到2010年中國煤炭消耗量為24億噸，2020年達到30億噸，但事實上2007年煤炭消耗量就已達到20億噸，而2009年已超過30億噸。也就是說，提前10年達到了當初所定2020年的目標。

　　李俊峰表示，在“十二五”規劃中，跟能源有關的目標是GDP單位能耗降低40%-45%。“而在‘十一五’的時候，中國的能源強度降低了20%，因此這個目標是可以實現的。但如果達不到‘十二五’40%-45%的時候，國際社會可能要有意見了。”因此，在“十二五”期間，我國在調整清潔能源在我國能源消耗中的比重尤為重要，但就目前的綜合情況來看，這一調整仍舊面臨諸多阻力。

　　對此中國石油副總裁李華林向時代周報記者解釋道，其旗下的天然氣發展就是一個例子。

　　據悉，目前我國天然氣的需求量約為1000億立方米，其中約75%由中石油提供，但天然氣僅占我國一次能源消耗比重的3.8%，而在日韓歐美等發達國家，這一比例約達到24%。

　　因此“十二五”規劃，到期末將天然氣的使用比例提高到8%~10%，中石油預計彼時天然氣的總需求量將達到2600億立方米，“而我們的發展規劃是在2015年的產能達到1200億立方米，也就是比目前的600多億立方米翻一番，但這與2600億立方米的需求量仍有很大差距，這就要聯合包括中石化、中海油和民營油企等兄弟公司一起來滿足市場需要。”李華林說。

　　盡管中石油在中亞和俄羅斯等地積極地尋找天然氣源，并在去年完成LNG項目整合，致力提供更高效的油氣，但目前的天然氣價格機制讓中石油的盈利并不容易。

　　據李華林介紹，目前我國的天然氣井口價格為0.8元/立方米，中亞輸油管道的天然氣進入我國成本已達1.29元/立方米，而在上海等距離井口較遠的城市，其銷售價格僅為2元多，還不夠管道和運輸成本，這就使企業要承受一定虧損。對此李華林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中石油不會因為短期的虧損而影響到天然氣的供應，但希望通過價格機制改革保證上游企業的利潤，從而保證生產企業的積極性。”

　　所以在“十二五”期間，理順清潔能源與新能源的價格以及成本和收益問題，將成為我國為達到減排目標的一項重要工作。

　　對此，林伯強也表示，在清潔能源方面，水電受投資規模和氣候影響較大，其潛能受到制約，而風電和太陽能盡管在可行性研究中有較好表現，但成本壓力和上網困難也成為其阻力。“更重要的是，國家在這些項目中的政策扶持力度也不大，所以也導致了企業投資積極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