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3•11”大地震的重點，已經從地震和海嘯轉向核電站安全問題。

　　從3月12日以來，福島第一核電站的1號、3號、2號機組分別發生爆炸，堆芯部分熔毀。15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枝野幸男說，4號機組可能發生小規模氫氣爆炸，有起火現象。福島核電站泄露已經開始影響到東京，15日東京的輻射值已經到正常值的23倍。雖然這不至于對人體造成傷害，但核泄露的影響正在擴散。由于事態日趨嚴重，日本政府已經正式請求美國協助處理因地震和海嘯引發的福島核電廠事故。

　　曾經指導歐盟委員會應對切爾諾貝利災難行動的核物理學家Shan Nair說：“這是一個糟糕的事故，但這還不是切爾諾貝利。”但他警告，事態極度危急，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是在日本境內大面積出現輻射污染，“我們從未經歷過這種情況。到目前為止我們只在電腦上模擬過這種情形。”

　　可以肯定，日本多座核反應堆出現嚴重問題，這將促使全球重新評估核電的安全性，并可能調整核電發展的政策。比如在德國，有6萬人舉行抗議，要求關閉所有核電站。德國環境、自然資源保護和核能安全部長勒特根和內政部長弗里德里希表示，“日本發生的事情對世界是一個轉折點”。

　　我們認為，中國在核電領域應該注意如下問題：

　　第一，中國官員對核電戰略的表態不應該大包大攬。3月12日，中國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張力軍在回答德國記者提問時表示，我們會吸取日本方面的一些教訓，在我國核電的發展戰略上和發展規劃上進行適當的吸收，“但是我國發展核電的決心和發展核電的安排是不會改變的”。這個觀點很讓人費解，既然日本核電站的問題還沒搞清楚，卻如此高調宣布，中國發展核電的既定安排什么也不會改變，這到底是科學研究后的科學決策，還是穩定信心的大包大攬？核電戰略事關國家大局，高級官員的公開表態不應該把話說得這么滿，要體現公關技巧，讓國際國內都放心。

　　第二，日本核電站系列事故之后，全球核戰略進行大規模調整在所必然。中國也應該重新評估自己的核電戰略。當前，中國調結構、經濟轉型的戰略要求，似乎都聚焦為調整能源消費構成的壓力，能源發展“十二五”規劃也提出了各種剛性目標。這在事實上變成了加大加快發展核電、水電等能源建設的急迫理由。然而，急迫根本不能作為大上核電的理由，我們在確定國家大政方針的時候，必須講理智，必須講科學。中國2007年的核電發展規劃定的目標是2020年裝機容量4000萬千瓦，但去年就有人建議提高到7000萬千瓦。如此大的調整，是否經過了科學決策？據稱，連人口超密集的成都都準備上核電站，這是不是瘋了？一旦出大事，四川話都面臨消失的危險。

　　第三，核安全監管部門應該保持足夠的公信力。核電監管部門肩負著核電安全監管的重任，但國內核安全監管部門的人員不少都來自核產品開發部門，有“兩位一體”的嫌疑，這樣怎么能增加國家和老百姓的信任感？不過，離開核開發這個項目利益明顯的部門，核安全部門又沒有人才供應，這的確是個現實問題。但只要這種現象、這個問題還存在，正好也證明了中國還不具備大上核電站的客觀條件。這就像建筑監理還不存在，就不具備大搞房地產的可能性一樣。

　　第四，中國未來的核電戰略應該調整。在我們看來，調整應該體現在兩方面，一是核電建設的規模應適當收縮，速度應該適當放慢；二是核電站的布局，應該在解決輸電系統的基礎上，將核電站集中建在人口稀少的地區。我們是一個人口大國，根本冒不起核安全這種巨大的風險。

　　最終分析結論：

　　平心而論，就核電建設的質量和管理水平來說，日本要遠比中國強，現在日本都能出大問題，那基本上就可以這樣說，核電站不出問題是偶然的，出問題則是絕對的，差別僅僅是在什么時候出問題。因此，在日本核電站安全事件之后，中國應該以科學精神來冷靜評估中國的核電戰略。

　　（注：安邦咨詢公司是中國內地一家獨立智庫機構，專注于財經與公共政策研究。本文只代表該機構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