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年來我國可再生能源產業發展迅速，制造業，特別是高端制造業作為該產業提供裝備支撐的重要領域，面臨著嶄新的發展契機。與此同時，其中存在的問題也非常值得引起關注。

　　市場空間巨大

　　相比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的范圍更為廣泛，核能、潔凈煤、大型煤化工以及一些使傳統能源得到更加高效清潔利用的新技術都囊括其中。去年，溫家寶總理在哥本哈根會議上作出承諾，2020年中國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將達到15%左右，這對我國能源結構調整任務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從世界能源需求來看，歐洲和美國的能源需求消費量整體飽和，僅是通過提高效率降低消耗總量或者保持微弱的增長，這使得他們調整能源結構的任務相對容易完成；而我國去年能源總消耗為30億噸標準煤，按照目前經濟發展速度、人口增長、城市化進程，到2020年我國能源需求至少將達到45億噸以上。我國在能源消耗快速增長前提下調整結構，把過去70%以上以煤為主的結構調整成逐步增加非化石能源的比重，難度極大。

　　這也意味著，我國將通過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積極推進核電、風電建設等行動來完成上述目標。屆時非化石能源，如核電、水能、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都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事實上，隨著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的實施，我國的可再生能源產業已取得迅猛發展。就水電發展而言，目前中國是水電裝機容量的第一大國，三峽工程的全面建成，使我國擁有了世界最大、功能最齊全的綜合性大型水電樞紐工程。

　　在此過程中，小水電發展形勢也十分喜人。在水電1.9億千瓦裝機容量中，小水電約占三分之一，達到6000多萬千瓦。對此，筆者認為，水電開發在我國有一定的潛力，特別是西南地區，到2020年水電裝機容量有望提高至3.5億千瓦。

　　除水電之外，對于其他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我國政府也寄予很大期望，例如風能。近期，國家氣象局對我國風能資源再次進行了深入的調研、評估及評測。最終結果顯示，中國陸上70m高度層的風能總儲量為30多億千瓦，這意味著我國風電資源光陸上就很豐富，加上海上風電資源，包括潮電站，近海、深海等地區的風力資源，我國風電發展的潛力巨大。

　　在此過程中，風電裝備的技術開發也取得了突出進展。目前全國風電整機廠約為80多家，市場集中度較高，華銳、金風和東方三大家約占市場份額的60%，且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從2006年起，我國風電裝機連續4年翻番，裝機容量躍居世界第三。

　　從國家政策來說，全國人大通過的《可再生能源法》的上網電價政策較快得到落實，企業開始擁有較好的產業資本，這也使得近幾年風電裝備產業發展迅速、且設備國產化率逐漸提高。此前風電裝備的國產化率只有20%~30%，大部分設備基本靠國外進口。最近幾年國內制造企業在引進消化吸收的基礎上，自主創新能力有所增強，再加上國家科技計劃的實施，大到2~3兆瓦，甚至3兆瓦以上的海上風電裝備，小至幾千瓦甚至更小的一家一戶蒙古包用的小型風電設備，國內裝備制造企業都取得了明顯進展。

　　技術尚存差距

　　盡管可再生能源裝備制造業形勢良好，但對比世界新領域裝備制造產業的發展情況，我國還存在很大差距。

　　筆者在考察中發現，國外的一些優秀制造企業，如丹麥的維斯塔斯等公司在技術方面遠遠領先與國內企業。例如，目前維斯塔斯在全世界運行的風機有1.5萬多臺，其中每一臺風機的運行狀況都通過傳感系統、芯片、無線通訊網絡與總部連接起來，總部可以查到在任何一個地方安裝的風機的運行狀況，以便更好地保證了風機質量，這在國內還難以做到。

　　從國產化機組運行情況來看，國內外設備在可用率、設備功率和效率方面差距也較大，這其中有風力資源的問題，也有國產設備的性能、質量的問題。特別是在核心控制系統方面，我國尚無法改變受制于人的情況，最為核心的“神經系統”也恰恰是裝備制造業最為薄弱的環節，偏偏這一部分也是國外企業不輕易進行技術轉讓的。而在一些新型的風機，例如10兆瓦以上超溫超導的風電機組、海上風電設備等領域國內企業的技術突破也很少。

　　在太陽能光伏發電方面，我國早已于2006年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去年我國生產的太陽能電池板超過了4000兆瓦，占全球總產量的40%，但由于國內的市場尚未得到充分開發，國產太陽能電池板90%以上銷往國外，如德國、西班牙、意大利等歐洲國家。歐洲這些國家有很重的節能減排的義務，必須完成一些指標，而我國的光伏產品物美價廉，深受歐洲客戶的青睞，這也間接說明了我國光伏產品實際上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即便如此，光伏產業在主要核心裝備的自主研發上卻嚴重滯后。例如前端的晶體設備，電極的生產，幾乎都是引進歐洲或者日本的設備；現在我國前端多晶硅材料制造裝備也基本上以國外裝備為主，多晶硅的鑄造爐多以美國西屋電氣公司生產的鑄造爐為主，國內企業每年從西屋公司訂購幾千臺鑄造爐。而且不僅是前端設備需要進口，后端的切割線等設備國內也還需依賴進口裝備。

　　另外，眾所周知，薄膜電池是未來太陽能光伏產業的發展方向，但事實證明只要裝備不過關，就不可能生產出高質量、低成本的太陽能電池。例如新奧太陽能源公司在廊坊依靠美國非晶硅薄膜的設備建立了一條大型的非晶硅薄膜的電池生產線, 但由于設備過于昂貴，僅是設備折舊費就占據設備總額的很大一部分，使得企業的低成本優勢是很難發揮出來。同樣的例子，美國第一太陽能公司2004年開始進入薄膜太陽能電池市場，在短短幾年之間成為全球第一大太陽能公司，去年生產了1000多兆瓦薄膜電池，相當于我國的四分之一，今年估計達到1400兆瓦，而該企業的產品成本卻從去年的0.8美元左右降到今年0.7美元左右，效率從9%提高到10%以上，這也再次說明關鍵裝備制造對新的產業發展將起到至關重要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也為我國的新興領域的高端制造業提出了新的任務。

　　筆者認為，在此基礎上新能源還有很多新的領域，比如電動汽車的問題，電動汽車是汽車工業發展的重要方向，很多企業都看準這個方向并為此努力。電池方面，國內企業經過多年開發找到比較好的材料和運作方式，但目前還沒有一家能夠形成大批量，可靠、穩定的能夠提供汽車工業所用的電池。很多電池制造企業都是手工作坊式，但汽車工業不是幾百臺，幾千臺，是成萬臺，成十萬臺，而對質量可靠性及穩定性的要求則取決于企業的技術工藝及裝備。

　　總之，要實現新能源產業的健康快速發展，核心問題在于裝備。國內企業還需要花大力氣進行自主研發，逐步向高端制造業邁進，而在此過程中來自政府的政策支持也必不可少。

　　加強政府扶持力度

　　應該看到，可再生能源是未來替代能源的一個方向，筆者認為這完全會形成一個大的新產業，當然這也絕不會在幾年內迅速形成，而是要經過長期累計的過程。這段時間內，我國應加快培育和發展裝備制造業，在此方面我國還有很多政策措施需要加強與完善。

　　首先是政府政策的導向，包括對目前的新興產業，在初期發展時提供必要的扶持，比如價格的補貼。歐洲之所以在太陽能光伏產業發展速度驚人，主要是因為在政策上歐洲政府出臺了上網電價政策，把高、中、常規電網的電價融合到整個大電網當中，也就是所謂的全網分攤。德國太陽能資源遠遠不如中國，但是在金融危機過后，2010年太陽能裝機容量將達到5000兆瓦，而我國去年僅安裝100多兆瓦。這說明，我國仍需明確政策戰略目標，并采取得當的政策措施，用比較合理的電價促進可再生能源的長足發展。

　　其實，促進可再生能源并網的關鍵因素也是上網電價問題，倘若沒有合理的上網電價就很難保證市場的健康發展。在我國風電招標的上網電價甚至低于常規發電電價，光伏發電到現在為止依然沒有制定上網電價，去年敦煌招標項目和今年280兆瓦招標項目都曾出現低于一元的電價。在光伏發電不斷發展的前提下價格會不斷下降，但是有這么大的下降幅度則是不正常的，所以在產業發展當中政策至關重要，但是我國在此方面的政策恰恰就沒有跟上。

　　其次是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培養相關人才。我國雖然有很多裝備制造企業，但由于缺乏國家和政策的引導，這些企業往往對新領域的裝備研發不夠重視，所以國家和企業都應當重視研發機制的創新，加大對新領域裝備的研發力度。

　　再次，在新領域的裝備制造產業中我國應制定相應鼓勵政策，特別是首臺套政策。如果沒有首臺套政策，國產化的設備很難得到成長的空間。雖然引進國外產品會很方便，但隨著數量大的增長，企業和國家要承擔的成本也將逐漸增大，實現裝備的國產化對于降低企業的成本大有好處，在這方面國家的政策制定仍需逐步落實。

　　在首臺套的問題上，筆者認為日本經驗非常值得借鑒。日本在裝備國產化過程即在采購、研發和運營過程中均實現了國家與企業的結合，這也是日本長期以來堅持的裝備制造政策。相比而言，我國產業的發展尚缺乏這樣政策的推動。事實上，國家可以出臺政策讓尚德等大型新能源企業拿出一條生產線，專門為國產化設備研發提供實驗平臺，國家給予一定的補貼讓尚德作為研發費用，政府與企業可以相結合，建立首臺套設備的實驗基地，促進企業不斷提高自主創新的能力與動力。

　　筆者認為，倘若“十二五”期間還沒有鼓勵裝備制造的政策落實，那么裝備制造業發展將受到影響；如果相關政策能夠落實的話，就會大大加快高端裝備制造業的國產化進程。所以鼓勵更多的廠商、更多的投資商來投入到高端制造裝備的研發之中，讓它盡快看到效果，只靠國家的補貼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依靠企業投資及社會資本投資，需要有關的政策導向，讓企業和社會看到切實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應采取切實有效的政策來推動高端裝備制造業的發展，這樣高端裝備制造業發展才能在“十二五”期間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