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策視野

   十多年來，在我國科教系統已經形成了以SCI收錄論文數量為重要考核指標的論文評價體系。現在大學的學科評估排名，博士碩士學位授予點評審，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的申報，科研項目審批結題等，無一不以發表SCI論文的數量為重要考核指標和依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以及各級科研項目最終驗收均要以SCI的論文數量進行考核。此外，對科研人員的業績考核，職稱評定，年終獎勵，優秀人才選拔，引進人才等，SCI論文的數量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指標。在這種指揮棒長期影響下，我國科教界已經形成一個“唯SCI論文數量”的固定思維模式。

　　“唯SCI論文數量”評價體系操作簡單，無須動腦筋，最方便“外行領導內行”的行政化領導，也最適合“全國一盤棋“的管理模式。這也是這種評價體系可以大行其道，經久不衰的原因之一。現在即便由專家組成的各種評審班子，也是根據匯總材料，數數SCI論文數目，就可以進行各類評審，幾乎不須去考察論文的內容和實際水平如何。

　　需要大聲疾呼的是：僅僅根據SCI收錄論文的數量來進行重獎的政策正在走向其初衷的反面，SCI已經被“泛化”“濫用”甚至“異化”。這種評價獎勵體制再不改變必將成為阻礙我國科教事業發展的絆腳石！

　　我國SCI的畸形增長是重獎激勵的結果

　　SCI是由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1961年創辦出版的引文數據庫，其學科覆蓋面和收錄范圍廣闊，目前自然科學數據庫收錄了全世界5000多種期刊，是目前國際上3大檢索系統中最著名的一種。

　　上世紀80年代末，南京大學最先將SCI引入科研評價體系。短短幾年，南京大學被SCI收錄的論文數，連續排名全國高校第一，同時其綜合實力的排名也躍居全國前列。此后，各高校開始跟進，紛紛將SCI與職稱評定、考核，科研經費等掛鉤，并制定相關的獎勵政策。

　　應該看到，這種獎勵政策和激勵措施在高校發展的初級階段，對于提高科研論文的學術水平，鼓勵我國科研成果走向國際舞臺，與國際接軌確實起過積極有效的作用。

　　湯森路透集團Thomson Scientific發布的《全球科研報告：中國》中發現，中國的科研論文產出量2004年以來發生了“爆炸性”增長。SCI論文數量從1998年的2萬多篇增加到2008年的11.2萬篇。2006年超越了日本、英國和德國，目前僅次于美國。這難道是中國科技水平的真實反映嗎？

　　毫無疑問，這種“大躍進“式的畸形增長是十多年來我國推行重獎政策的結果，粗算一下，在此期間單單SCI論文作者的獎金就高達數十億元！為制造大量泡沫論文而耗費的人力的物力還未計算在內。

　　過度強調SCI必然導致學術畸形

　　SCI論文的數量與日俱增，伴隨而來的是學術泡沫化，學術腐敗和創新精神的淪喪，而且這種現象日趨嚴重。

　　我們看到，一些所謂的“SCI專業戶”找到了“訣竅”，可以連篇累牘地發表所謂的SCI收錄論文，成了“SCI百萬富翁”。新語絲網站揭露，某教授3年發表了82篇SCI收錄的論文，平均不到兩周就完成一篇論文。憑借這些論文，該教授不僅獲得巨額獎金，而且成為“科技明星”，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具有一級教授、國家優秀教師、省政協委員、市人大代表等多個頭銜。類似情況在各大學比比皆是。按照現行的科研評價體系，擁有這樣“人才”的大學，其學術水平的排名必定名列前茅，學校領導也皆大歡喜。

　　此種“激勵”不僅帶來只求數量，不求質量的結果，而且必然導致學術畸形，學術泡沫和學術腐敗。更為可怕的是，在這種政策的長期影響下，科學研究的目的不再是創新和社會進步，而是一迭迭打印的文書！高質量，高水平，高影響力的學術成果很難脫穎而出。

　　SCI并不是“高水平”的同義詞

　　SCI體系本身并沒有問題，問題在于我國對SCI體系的誤讀和異化。實際上，強大的檢索功能使SCI具有最為突出的優點：引文功能，但引文次數及影響因子等反映科技論文質量和學術水平的數據指標卻被我們忽略了。

　　SCI并不是“高水平”的同義詞。按照SCI的收錄統計方法，凡在SCI系統期刊上出現標題的文章，無論是研究論文，綜述還是簡訊，甚至更正，都算作一篇。同樣被SCI收錄的專業期刊，其影響因子差別巨大。在國外大學中影響因子是評估論文水平的重要參考，可是在我國的評價獎勵體系中，無論影響因子高與低，他們都是被不加區別地同樣對待的。

　　在SCI系統中，能夠很方便地查詢到一篇學術論文被引用的情況，這更具體地反映出此文的學術影響力。在國外大學對教師的評估中，這是一個重要的參考。但在我國，只有少數單位和個別情況下會關注到影響因子和論文的引用情況。

　　近年來，我在訪問哈佛大學，牛津大學，MIT，帝國理工，斯坦福，伯明翰等著名大學以及一些普通大學時，曾就此問題進行過調研和交流。實際上，在英語體系國家，一篇SCI論文只是表明這篇論文按常規被收入了一個公認的龐大數據庫，并不能說明什么。我的一個學生去波斯頓某大學求職，當他自我介紹說發表了多少篇SCI論文時，那位美國教授竟反問：什么是SCI？足見在我國如雷貫耳的SCI在美國卻并不當回事情。許多西方學者對我國動輒成千上萬元地重獎SCI收錄論文的現象感到難以理解，甚至戲稱中國的SCI為“Stupid Chinese Idea”（或可譯為“愚蠢的中國概念”）。

　　就連創立SCI體系的Engene Garfield博士在2009年訪問我國時也明確表示：不能以SCI論文數量評價科學水平，而應該運用更科學的評價標準體系。

　　評價體系和獎勵政策起到導向和指揮棒的作用，必須根據形勢的變化及時改革。應該把有限的獎勵資源花在最有成效的政策上，這是領導者的責任。

　　最近中央召開的教育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把教育發展方式的轉變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改革和完善教育體制機制、政策導向”，希望這次會議能夠在中國的科教界刮起改革和轉變的旋風。

　　唯SCI論文數量的評價獎勵體系到了必須摒棄和改革的時候了！

　　（作者單位：東南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