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報記者顏維琦溫源張玉玲

　　嘉賓：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李揚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

　　“兩難”問題是中國經濟從應對危機的超常規刺激政策中逐步退出，轉向可持續的復蘇進程中，必然會遇到的挑戰。

　　記者：日前，國家統計局發布7月份國民經濟主要指標數據。我們注意到，7月份各項指標依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同時，部分指標也出現了增速放緩，這意味著什么？如何看待中國經濟成長面臨的內外部環境？

　　李揚：到目前為止，全球金融危機的嚴重后果并沒有完全消除。美國經濟復蘇的基礎還不牢靠，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又接踵而至，更令全球經濟復蘇蒙上了陰影，這是今年的一個新問題，作為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一個國外背景，我們必須關注它。

　　歐債危機不會很快過去，它對中國的直接影響是對外貿易。雖然國內消費在增長，但是沒有達到能夠取代出口和國內投資的地位，國內經濟結構沒有實現根本轉變。再加上國內面臨通貨膨脹、節能減排、房地產及股票市場等諸多相互牽制的實際問題。這些新情況、新問題，無論對于行政監管者還是理論界、業界都形成了重大挑戰。

　　巴曙松：從國內看，2010年上半年經濟實現平穩較快增長，經濟增速達11.1%。預計三、四季度經濟增速將放緩，呈現前高后穩的格局。從國際環境看，全球經濟可持續復蘇的基礎并不穩固，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不容忽視；特別要關注的是可能的外部需求萎縮與內部緊縮帶來的疊加效應。

　　從國內的情況看，一方面要降低對政策刺激的依賴，另一方面市場內生性的增長動力還在培育之中；一方面房地產市場的調控已經初見成效，另一方面房地產市場的價格調整還并不明顯，房地產調控的力度還不能輕易放松；一方面節能減排的壓力不小，同時今年一季度單位GDP能耗還有所上升，而另一方面完成節能減排的任務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可能還會影響經濟增長的速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平臺在推進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也蘊含了一定的債務風險，另一方面過于嚴厲的緊縮可能產生一定的半拉子工程，對經濟復蘇的沖擊可能更大；一方面需要增加勞動者收入，另一方面短期內過大幅度的工資上升也會轉化為物價的壓力。

　　總體來看，這些兩難問題，應當說是中國經濟從應對危機的超常規的刺激政策開始轉向可持續的復蘇進程中，必然會遇到的挑戰。化解這種“兩難”，需要保持政策上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同時加快結構調整，培育新的增長點，提高經濟增長的內生性和可持續性。

　　一松一緊，表面上構成“兩難”，但只要政策選擇得當，節奏把握準確，是完全可以化解的。這考驗著我們的宏觀調控能力和藝術。

　　記者：面對“兩難”困境，宏觀調控政策應當如何把握？最近中央接連開了好幾次會，為宏觀調控定調，明確提出既要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穩定性、連續性，又要提高宏觀調控的針對性，如何理解這一方針？

　　張立群：當前經濟運行面臨的“兩難”問題，我覺得首要一點是增長基礎不夠穩固。一方面對外貿易波動在所難免，一方面國內投資增長的基礎還不穩固。政府投資退出后，企業投資活動尚未全面恢復。高耗能企業的投資出現萎縮，汽車行業投資處在謹慎觀察階段，產能擴大跡象不明顯，房地產投資增長也存在不小的變數。此外，長期存在的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雖然各方做了努力，但問題并未得到解決，也影響到中小企業的投資力度和積極性。可以說，從政府投資轉向企業投資，目前基礎尚不穩固，存在一定的變數。

　　綜合來看，通過多種措施，上半年我國經濟保持了平穩較快增長的良好勢頭。但要實現新一輪經濟可持續平穩增長，還有不少突出問題有待解決，需要我們在政策選擇上把握得當。比如貨幣政策，當前市場流動性過剩的問題如何解決？過于收緊，會影響投資恢復，過于寬松，不利于管理好通脹預期。著眼長遠的話，應該著力引導貨幣向實體經濟流動、同時通過積極發展證券市場，消化過多的流動性。我認為，一松一緊，表面上構成經濟發展的“兩難”困境，但只要政策選擇得當，是可以化解的。

　　巴曙松：僅僅從房地產市場的調控為例，當前房地產市場調整的趨勢已經日益明朗，但如果房地產市場調整的時間較長，一方面可能會對實體經濟增長帶來的影響超乎預期。因此需要考慮一些對沖的措施，這包括加快保障性住房的建設，促使地方政策在市場調整時期依然穩步增大土地的供應，在對房地產信貸進行一定限制的同時放開市場化的房地產融資渠道，這可以部分對沖房地產市場調整可能對實體經濟帶來的沖擊。

　　記者：宏觀調控這一基調的確立，對當前中國經濟健康發展有何現實意義？

　　巴曙松：我理解，下半年的宏觀調控應當以穩定政策為主基調。一方面，今年以來出臺的一系列調控政策，如樓市調控、對信貸總量和節奏的控制、地方投融資平臺的規范化、節能減排、出口退稅等政策，其效果如何需要觀察，可能暫時沒必要進一步收緊，否則可能導致“超調”，加大經濟下行壓力。另一方面，只要經濟增速回調在預期范圍內，也沒必要過于匆忙地出臺所謂“二次刺激”政策，否則會助長產能過剩和資產泡沫。

　　中國經濟復蘇態勢基本確立，已經開啟新一輪上升周期。當前的關鍵在于通過“調結構”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以鞏固經濟復蘇基礎，實現可持續增長。

　　記者：當前經濟環境下，保增長、調結構、防通脹三者關系有何新變化？

　　張立群：2010年，中國經濟必須實現從政策支持的增長，轉向市場力量支撐的平穩較快增長，目前這一過程正在進行當中。應該達成共識的是，平穩較快增長是結構調整的前提。必須在增長中優化結構，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推動企業加快發展方式轉變。如果沒有增長的保障，而是出現職工收入降低、就業崗位減少等情況，那樣的調結構并不是我們的初衷。調結構應該是在發展中調整優化，需要我們把握好宏觀調控的重心、節奏和力度，同時需要體制機制和政策的引導配合，推動結構調整出現更積極的變化。

　　巴曙松：從全球視野來看，政策退出和復蘇管理正在成為全球的共同課題和宏觀經濟政策的主旋律。中國經濟復蘇態勢已基本確立，從宏觀政策的調整與轉換來看，當前中國經濟政策的重點正由危機應對全面進入復蘇管理，這一階段的關鍵在于通過“調結構”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以鞏固經濟復蘇基礎，并實現可持續增長。

　　記者：具體要通過哪些措施協調三者關系，從而在穩固經濟復蘇的基礎和避免短期內過度波動間找到平衡？

　　巴曙松：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必然會實現“再平衡”，即由政府主導的經濟復蘇順利轉化為市場主導的可持續復蘇。如果不出現大的外部沖擊和內部刺激，預期2009年一季度以來在政府投資帶動下的迅速增長基本在2010年一季度階段性見頂，進入一個平穩回落期，這個回落的態勢預期會一直持續到2011年的上半年，在結構調整的推動下，開始進入新的一輪上升。

　　在這個平穩回落的過程中，加快結構調整最為關鍵。唯有此，才能使中國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和內生性更強。與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回旋余地應當說更大，這包括依然居高不下的儲蓄率，較大的城市化發展空間，依然擁有豐富的勞動力供應，廣闊的服務業發展機會和消費的增長潛力，以及不同區域發展的廣闊機會，都可以給中國經濟帶來新的增長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