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觀點

　　●20—30年乃至以后，新能源產業無論是對整個經濟的刺激和拉動還是在技術革新方面，它都很難把集聚的財富能量釋放出去。

　　●我以為新的技術革命已然發生，其本質就是引起了人類獲取、使用、分配和消費財富的行為發生了革命性變化。

　　●只有把新技術的生產者、使用者的利益捆綁在一起，才有可能極大地刺激新技術的應用，從而激勵不竭的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的價值正在于此。

　　●新產品進入市場后能否真正產生財富，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從產業實際發展來講，它需要的更多的是符合其市場競爭策略的適宜性的技術，而不是最先進的技術，它必須能夠解決問題，能夠滿足企業競爭戰略或經營策略的要求。

　　遭受金融風暴侵襲，企業發展情況迥異，造成差異的根源在哪里？新產品，新市場，新模式，企業追求新的商業模式，締造行業領軍品牌，商業模式的本質又是什么？在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進程中，又是哪些因素制約了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日前，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王元接受記者采訪，深入分析了錯綜復雜的社會經濟現象背后所反映出的問題。

　　企業的自主性是抵御金融風暴的關鍵

　　2008年年底，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驟然而至，我國長三角、珠三角首當其沖。依靠“三來一補”成長的東莞市轉眼間至少失去了60萬個工作崗位，中國家電業聚集地之一的順德市出現了大批企業關門，隨之而來的農民潮沖擊著廣州火車站。在國際金融危機不斷侵入我國實體經濟之時，自主創新成為抵御風暴沖擊，解決經濟運行深層次矛盾的主要途徑。

　　科技日報：自主創新并不意味著“閉關鎖國”，更不是關起門來從頭開始，而是在開放環境下的自主創新。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在開放中創新帶給中國很多競爭與機遇。在經歷金融危機之后，對于自主創新的開放性是不是有更深入的理解？

　　王元：應當說，我國對于開放始終是明確、堅定的。沒有改革開放，中國經濟不可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社會也不可能有如此深刻的變革。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極引進外資、發展“三來一補”加工業和實行進口替代等，在這一過程中，不僅引進了外資，更重要的是開啟了一種持續不斷的學習和能力積累的過程，使我國企業學到了為誰生產、生產什么和怎么生產。比如，當時國內根本沒有家用汽車的車型設計，因為我們根本無法想象汽車能夠進入家庭。

　　在社會經濟迅速變革的今天，只有在開放的環境下，才能與外界進行廣泛的人才、技術、信息等的交流，也才能不斷地吸收、借鑒國際上最先進的思想、理念、技術等，在先進的基礎上提高自身的創新能力。關起門來搞創新，這是無法想象的。但是，必須明確一點，在開放環境中自主創新，自主創新是落腳點。

　　科技日報：當金融危機沖擊長三角、珠三角時，企業抵御風暴的能力表現出了很大差異。在東莞，那些有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創新能力強的企業逆勢增長，勞動密集型的、沒有自主創新能力的企業倒閉了很多。您怎么看這一現象？

　　王元：先要弄清兩個概念，自主創新和自主品牌。建立自主品牌是以不斷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為基礎的，但它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而是為了占領市場，擴大市場空間。擁有自主創新能力，并不意味著他就能夠開發出自主品牌。自主品牌表現出來的是對市場和營銷渠道的控制能力，并以此實現利潤。

　　在此次金融風暴中，企業抵御風險的能力不同表現出一定的規律。從經濟角度來分析，“三來一補”的發展方式會很快形成大規模生產能力，但由于它的發展要完全依賴于貿易對象國、委托商和營銷渠道，因此當貿易對象國市場縮小，代理商、銷售商的營銷渠道受阻，企業發展就會面臨問題。但是，我們不能貶斥這種發展方式，因為它不僅是一種盈利方式而會長期存在，而且伴隨著“干中學”，它在過去乃至將來都會對經濟發展發揮積極的作用。

　　企業擁有自主技術和自主品牌關鍵在于企業運營本身擁有自主性。那么，什么是企業的自主性？企業的自主性就是企業擁有自己能夠控制的市場和營銷渠道，并且能夠根據市場的需求進行投資、研發產品。在國際金融危機中“三來一補”企業能否抵御風暴的侵襲，已經不單單是個技術問題。

　　科技日報：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為了在新一輪全球經濟競爭和產業革命浪潮中占領優勢地位，西方發達國家立刻推出“綠色新政”，大力促進新能源等相關產業發展。在這種新的產業競爭趨勢下，創新的哪些方面最值得關注？

　　王元：從表象上看，源自美國的金融危機是金融系統出了問題，核心問題在于第一次信息技術、互聯網革命帶來的經濟繁榮導致財富大量積累，但現在整個科學技術的發展似乎還沒有提供一個可供全球投資者“蜂擁”的技術變革。現在新能源產業在世界各國都搞的紅紅火火，但我認為，在20—30年內對原有產業都不可能全面替代。20—30年后，在全球范圍內，新能源在二次能源中占的比例將迅速上升，但能源結構還會是以化石能源為主。無論是對整個經濟的刺激和拉動還是在技術革新方面，它都很難把集聚的財富能量釋放出去。

　　然而，我們必須注意到，與以往的歷次科技革命不同，進入21世紀之后，世界范圍內確實出現了被我稱之為明顯的“技術時代特征”，其本質就是低碳、智能、泛在和可持續。與過去不同，它不是以一種主導產品或主導技術為基礎，而是以具有革命性的發展價值觀為指引，在幾乎所有的領域都發生的技術創新為特征；它不是發生在一個或若干個技術領先的領域，而是一種全球化的廣泛過程；它也不是簡單地從生產領域發起，而是迅速地遍布生產、社會、消費、投資的一種“集體行動”。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新的技術革命已然發生，其本質就是引起了人類獲取、使用、分配和消費財富的行為發生了革命性變化。我相信，也許再過5年或10年，我們會更深刻地感受到這場科技革命帶來的新影響，就如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們對信息、互聯網的感知一樣。因此，我國提出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這是決定我國在未來國際競爭中占有什么地位的重要舉措。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過程中，需要研究的東西還很多，無論是技術層面、商業模式層面，還是政府層面。

　　在這一背景下，還必須關注另一個方面：我國傳統產業正在發生引人注目的變化，它對創新也提出了要求。

　　第一，大規模的重組正在頻繁發生，使中國的產業組織面臨更為激烈和急劇的競爭。產生這一變化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在中心城市之間正在形成密集的半小時的經濟圈、一小時的經濟圈。快速道路的打通，使得城市間的重構現在正越來越快地進行調整。

　　第二，成為領先企業的條件正在逐步具備。就企業創新而言，無論是傳統產業還是新興產業部門，總是有領先企業、跟隨企業、模仿企業。中國過去在傳統產業發展過程當中，基本上是一個模仿性的角色，而在長期競爭過程中，很多產業部門已經出現了成為世界領先企業的可能性。

　　第三，企業對技術的有效需求正在陡增。從整個科技投入來看，2009年企業研發投入已占研發總投入的近74%，越來越多的企業想拿出錢來研發新產品、新技術。

　　第四，創業板出現之后，風投對企業前端創新活動的投入變得更加積極。以前，整個風險創業投入約有80%是朝向后端的，是戰略投資者，而不是財務投資人。現在，創業板的啟動肯定對風險投資朝向前端的投入越來越有利。

　　第五，產業會進一步細分，特別是傳統產業。

　　對于我國傳統產業發生的變化，要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來加快傳統產業的升級。第一，過去我們更多地重視產業前端技術的解決，但在產業創新過程中，機制總是瞄向最終產品或工藝技術裝備，總是和產業鏈條上的相關企業、零部件生產、企業總裝等有很大的關系。因此，傳統產業要沿著產業鏈組織創新。第二，通常我們認為，越高端的技術、越先進的技術越好，實際上這些技術往往是與產業的競爭策略脫節的。對企業或行業關鍵技術的研發，必須緊跟產業的競爭策略。

　　商業模式的本質是創造投資的回報

　　創造一種新的商業模式，有可能讓企業破繭新生，成為未來市場的領導者。我們看到短短幾年間，基于互聯網用戶環境與條件，亞馬遜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零售商，中國本土B2B電子商務模式造就了阿里巴巴的輝煌，即需即供下的人單合一雙贏模式構成了海爾“趨勢發布”的內生動力。被稱為“山寨之父”的聯發科認為，山寨機是一種從低端產生的破壞式創新，也應視為創新商業模式。一時間，商業模式創新成為了業界、學界討論的高頻詞。

　　科技日報：在“推進珠三角一體化”座談會上，您曾提出，要加快培育和引入新興的高新技術產業部門,要重視技術創新,但更為重要的是要為這些技術成為產業的主導技術創造出新的商業模式。簡言之，商業模式的創新比技術創新更重要。為什么？

　　王元：創新是一個經濟過程，不是一個技術過程。創新的內涵就是通過新的工藝、產品、組織、管理和方法，來創造新的投資和回報。

　　商業模式的本質，是能夠把包括技術在內的各種生產力要素有機地組合起來，面對潛在的或者顯在的市場來創造投資的回報。從投資到回報，這是商業模式需要把握的兩點。怎樣才能創造回報？這和管理模式、運營方式、進入市場的技巧以及技術本身的變化有著非常大的關系。

　　我認為，山寨手機就是一種商業模式的創新。這種商業模式的基礎就是有一個開放性的技術平臺，任何廠商都能在這個技術平臺上獲得手機設計的共性技術，同時又可以滿足廠商所掌握的銷售市場，為各行業、為不同的消費群體專門定制手機。高度分工的生產體系，極大地降低了手機的成本，而極低的成本又可以使它能夠根據市場需求及時推出新產品。

　　科技日報：如果商業模式創新的外沿不斷擴大，就會與知識產權保護發生沖突。山寨手機就面臨這樣的指責。您怎么看？

　　王元：如果說它與知識產權有很大的沖突，其原因就在于，市場上的山寨手機產品跟蹤大的廠商進行生產，而且成本更低，具有很強的競爭優勢。但這是另一個問題，并不是我所說的商業模式。事實上，山寨機生產商完全有能力不跟蹤大的手機商。現在，有很多人們眼中的山寨機生產商，他們也有大的專業設計公司支持，是不跟蹤大廠商的，只是他們生產的產品還不是知名品牌。

　　現在，只要能夠創造出一種技術平臺，提供共性技術，廠商完全有相應的技術能力和技術特色，生產出不同用戶所需要的產品。這和現在的技術本身有很大關系。所以，以山寨手機為基本模型的商業模式將會被仿效，會在很多領域出現。

　　必須強調一點，商業模式的關鍵之處就在于，它把包括技術在內的其他要素組合起來，組合成一種產品，再賣到市場。過去，我國發展節能燈，通常由政府出資購買并安裝，提供給公用照明。能源合同制則是對采用新、老產品所需付出的全額成本進行核算，兩者之間的差額通過能源合同的方式進行補償。這種創新的商業模式不僅激發了廠商的生產積極性，政府使用的積極性，還可以節約大量資金。

　　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只有把新技術的生產者、使用者的利益捆綁在一起，才有可能極大地刺激新技術的應用，從而激勵不竭的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的價值正在于此。

　　科技日報：商業模式創新強化了一點，從技術研發到生產產品再到進入市場，創新是一個全鏈條過程。但是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我國都給予前端的技術研發很多扶持，對于后端的支持力度卻不夠。怎樣才能扶持全鏈條的創新？

　　王元：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把關注點放在了前端，更多地注重增加供給。比如，通過增加研發投入，對企業進行稅收優惠等措施增強技術創新的產出能力。但是忽視了刺激創造新的技術、新的產品進入市場的需求。因此現在的政策設計中，我們越來越強調政府創造市場需求的政策。設計需求政策的時候，關鍵的問題是政府要為新產品的投資者提供持續、明確的市場預期。我國提出2020年新能源利用總量達到能源消耗的20%，這就是非常明確的信息。同時，政府要對明確的市場信號提供新技術大規模進入市場所需要的基礎設施。比如說建設智能電網，以此保障利用太陽能和風能所發的電能夠進入電網。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雖然對前端給予了大力扶持，但是在整個國家計劃安排當中，包括資源配置當中，比較偏重于單向技術的研發，對產業系統性的技術改進則關注不夠。以汽車行業為例，我們通常關注于發動機系統或某一個系統的研發，也有了一些獨到的技術，但是整車的設計和開發仍處于較低水平。汽車行業的現象不是個案，可以看到我國很多產業都面臨先進企業和使用落后裝備依然生產的企業并存的現象。整個國民經濟技術含量仍比較低的現實要求我們，在對整個創新鏈條進行政策扶持的時候，不僅要從前端轉向后端，還要進一步調整、優化國家計劃安排。

　　成功的技術并不一定是最先進的技術

　　我國大型企業集團，擁有資金、人才等創新資源優勢，多數企業集團卻將模仿作為基本戰略。一些企業雖擁有最先進的技術，卻沒能在市場競爭中搶得先機。很多科教大省（市），多項舉措力促科教優勢轉變為創新優勢和競爭優勢，卻在實踐中面臨種種問題。這些現象反映出的深層次問題制約著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的進一步提升。

　　科技日報：《國家大型企業集團創新能力研究》課題組在調研中發現，我國國有大型企業集團創新“九成模仿、一成突破”。事實上，許多中小企業的創新熱情卻非常高漲。為什么我國大型國企普遍缺乏技術創新的活力？

　　王元：大型企業集團對創新的投入和激勵不足，中小企業是創新的非常活躍的主體，這個判斷是對的。但這個問題要分三個層次來分析。

　　第一，大企業相對集中在資源壟斷性行業，在這些行業中，企業研發投入的絕對額大，但是相對于企業總投入、總產出的龐大基數，研發投入所占比例總是很小。當然，與國外相比我國大企業集團的研發投入還是低的。需要指出的是，漸近性創新是這些行業技術創新最主要的特點，沿著原有的技術基礎不斷進行改進就是其基本的技術創新路線。同時，由于我國資源壟斷性的大企業集團在國際分工中是一個模仿者和跟隨者，因此他們更傾向于購買現成的技術。

　　第二，我國大型企業集團都是國有企業，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是國有企業考核的重點，國有企業領導人的任命也有一定年限。企業創新需要一個長期的、戰略性的安排，創新的投入也必然要面對挫敗的風險。這和大國企考核機制、管理機制和內部治理結構相互矛盾。因此大型國企集團很難有強烈的動力去承擔風險，進行長期的戰略性投資。與大企業不同，小企業很多都是創業者，他們從無到小，從小到大，需要在不斷創新中獲得成長，因此表現出巨大的活力。

　　第三，為了推進我國自主創新的進程，需要在制度和政策設計上針對大企業創新動力不足進行改革。

　　科技日報：創新過程是一個市場實現的過程，單項技術的突破并不意味著企業在競爭中占據優勢地位。那么，企業運行機制適應市場的能力是不是影響企業創新，提升企業競爭力的重大問題？

　　王元：放寬視角，我們對國家、地區、企業間進行比較后就會發現，新產品進入市場后能否真正產生財富，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例如，國家決定建設綿陽科技城，就是為了發揮綿陽的科技優勢，解決軍民結合問題。大家通常認為，由于軍事保密、激勵機制不夠等原因，軍不轉民的問題會制約區域創新。事實上，綿陽的創新問題在于民不納軍。當地市場資源的配置效率非常低，投資環境、產業基礎、生產的配套能力，市場的營銷渠道都亟待改進，因此綿陽科技城的大部分軍工院所和企業的技術成果轉化都在沿海地區。

　　11年前，比爾•蓋茨就提出未來的時代是平面計算機的時代，這個判斷一定有技術儲備做支撐。但是，最先進入這個市場的卻是蘋果。這是和整個市場資源的配置和企業對市場機會的把握能力密切相關的。新產品選擇什么樣的時機進入市場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技術進入市場很快被淘汰，并不是技術不先進，而可能是因為市場成熟度不夠，或是市場本身對它沒有偏愛。成功的技術并不一定是最先進的技術。

　　科技日報：很多地方紛紛把推動科教優勢向創新優勢轉變作為區域發展的重大戰略，但在轉化過程中卻面臨種種困難。是什么阻礙了這種轉變？如果放大到國家層面，這是不是我國創新型國家建設中的重大制約因素？

　　王元：科教優勢向創新優勢轉變受阻，這是一個表面現象。深入分析，這反映出我國研發組織制度存在一些問題。這是我國實施自主創新戰略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

　　大家都在講我國大學的科研成果轉化率低，經常拿美國斯坦福大學的成果轉化率達到60%—70%做比較。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被忽視了。無論理科、工科還是社會科學的教育都是直接對應于現代知識體系的，這種知識體系和我國產業發展所需要的知識間有著差別。大學的知識體系更先進。但是，從產業實際發展來講，它需要的更多的是符合其市場競爭策略的適宜性的技術，而不是最先進的技術，它必須能夠解決問題，能夠滿足企業競爭戰略或經營策略的要求。

　　一定要提高科研院所和公共基礎服務機構對產業的支持。為什么這么講？第一，科研院所和公共基礎服務機構要解決產業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共性技術問題。第二，科研院所要比大學更貼近企業和產業的需求，要幫助企業和產業所需要解決的，特殊性的和以應用為特征的技術研發問題。對公共服務技術機構來講，就要面對更低技術需求的中小企業，為他們提供工藝流程設計，為他們提供產品生產的共性技術裝備的解決方案，為企業提供必要的測試、試驗的手段。現在，這兩方面相對薄弱。

　　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發組織體系當中，大學承擔的是知識創造和人才的培養，要給大學能夠踏踏實實去自由探索，培養創新人才的穩定的、基本的財政支持。但是從目前科研經費和科學家的收入來源看，大部分都來自項目。在大學過于強調科研項目的成果轉化率，可能會使大學有越來越強的功利主義的傾向。無論對大學、科研院所還是公共基礎服務機構，都需要給予他們自主確定研發方向，自主支配資源的能力，但是現在我們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