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二五”開始，中國后工業化時代已經來臨，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必須把握后工業化時代的許多新特征，著眼于新需求、新供給、新增長、新配置、新思維、新改革，圍繞“低碳經濟”、“零能源建筑”、“消費主導”，探索產業升級與企業轉型的路徑。在產業升級與企業轉型路徑上，要考慮打通工業對其他產業發展的技術人才裝備支持通道，推動資本及部分工業企業向現代服務業領域轉移，依托資本與勞動資源的雙優勢實施資本與勞動力向國外的同步輸出。

　　轉變經濟方式的政策驅動與碳減排的全球共同行動，提前結束了中國的工業化時代。自“十二五”開始，中國將開始步入后工業化時代。后工業化時代的到來并沒有割裂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工業在整個中國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中仍發揮著重大作用，但是中國工業化的方式及工業比重將發生質的轉變。工業化時代與后工業化時代最大的區別，就是“兩頭在外而過程在內的中國工業產品制造模式”將被徹底替代。因此，推動中國的產業升級與企業轉型，必須充分考慮中國后工業化的時代特征，尊重后工業化時代的經濟運行規律，科學探索新經濟發展模式及路徑。

　　中國后工業化時代特征的基本判斷

　　中國30年余年的改革開放，從改革方向及目標看，是著眼于經濟體制及其他體制改革，從改革的實際推進看，更多的精力及著眼點是“補工業化的課”，從而實現了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加速。在后工業化時代，工業發展及經濟運行表現出許多與“補工業化的課”完全不同的新特征。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些影響產業升級與企業轉型的后工業化時代特征。

　　“中國工業產品制造”的國際競爭優勢已經基本喪失

　　中國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農村過剩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低工資及中國加入WTO，為“中國工業產品制造”創造了近10年的國際競爭優勢。但是，隨著中國城鄉一體化進程改革的加速、勞動力工資增長要求的趨強及碳減排的全球共同行動，“中國工業產品制造”的國際競爭優勢越來越弱。目前，國內部分學者、官員、企業家認為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而忽略了全球金融危機影響與“中國工業產品制造”的國際競爭優勢弱化相互疊加的作用。基本可以判斷，未來10年，中國的工業產品出口再恢復到1998年—2008年的增長態勢幾乎已經沒有可能，“兩頭在外而過程在內的中國工業產品制造”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

　　勞動用工的低工資時代宣告結束

　　“中國工業產品制造”最大優勢是勞動用工的低工資與員工的超負荷勞動。無論是國內消費拉動的政策導向，還是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與更有尊嚴的社會發展目標，都要求大幅度提高員工工資。必須看到，勞動與資本的博弈在中國目前主要表現為提高員工工資的經濟訴求。無論是從中國目前的物價水平看，還是城市的綜合生活成本看，都要求大幅度提高產業工人的工資。應該通過“勞動基準法”、“工資標準條例”的法律出臺及實施，強制大幅度提高就業者工資，爭取用10年左右的時間實現產業工人工資增長3—5倍，到2020年基本可以保證一個農民工的初次就業月工資能夠達到4500元人民幣左右，一個大學畢業生的初次就業月工資達到6000元人民幣左右。基本可以判斷，未來10年，中國將進入工資增幅較快的階段，中國的高工資時代已經到來。

　　產業平均利潤率時代已經正式開始

　　在中國GDP已達33.5萬億人民幣的條件下，不同產業及不同行業之間的投資回報率會日漸趨于平均，產業平均利潤率規律的作用越來越大。隨著產業平均利潤率作用的充分發揮，資本在不同產業及不同行業之間的流動會越來越快，不同產業及不同行業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及相互支持性越來越大。產業平均利潤率規律要求產業之間、同一大產業的各細分子產業之間能夠相互支持，與此相適應，企業之間不再是純粹的充分競爭關系，更強調企業之間的相互依存性。基本可以判斷，未來10年，中國不同產業、不同行業之間的利潤率差別會逐漸縮小，全社會的產業平均投資回報率會略有提高。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要求“六新”

　　如果說5年前甚至10年前中國主張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一種政策導向，那么，現在中國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已經成為一種迫切的政策要求。這種政策要求，既有碳減排全球共同行動的外部壓力，又有自身后工業化時代來臨的內部壓力。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后工業化時代的經濟發展與經濟增長，要求中國探索一種與工業化時代完全不同的新經濟發展方式，要求的是需求、供給、增長、配置、思維、改革等六個方面的全面轉變。

　　新需求

　　在后工業化時代，需求的重要變化就是從物質需求向非物質需求的轉變，商品服務的文化要求與精神要求越來越強。從總需求看，非物質的文化需求與精神需求增長越來越快；從個體需求看，客戶尤其終端的消費客戶要求企業與商家在出售產品或服務的過程中，能夠增加非物質性供給。因此，有競爭力的企業所供給的商品或服務，不僅能滿足人們的生理需求，而且要能滿足人們的心理需求。

　　新供給

　　在后工業化時代，供給的變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一般產品或服務的供給要求提高文化附加值、精神附加值；二是公共產品或服務的供給要求均等化、多元化。第一方面的變化可以通過市場競爭而推動，第二個方面的變化依賴政府思維與職能的轉變。就公共產品或服務的供給而言，其均等化、多元化、不僅可以降低民生成本，而且可以擴大需求，實現需求與供給的良性循環。

　　新配置

　　在后工業化時代，配置不僅是資源配置方式的轉變，重要的是資源配置結構的轉變。中國30年(1978年—2008年)的改革開放，在大量消耗自然資源的同時實現了社會資源的積累與聚集，但是，許多社會資源仍處于閑置狀態或未被開發狀態。以官僚資源為例，中國省(部)級以上的離退休官員，70%居住在北京，25%居住在各省會城市，如果制度上鼓勵支持一部分離退休的高級官員自愿回其各自的家鄉居住，并配套相應的政策措施，不僅可以減少中央政府為離退休高官服務保障的壓力，而且可以拉動中小城市尤其鄉村的消費，還可以推動社會文明的均衡發展。因此，新配置既要強調自然資源、經濟資源、社會資源的統一配置，又要重視社會資源的開發利用。

　　新增長

　　在后工業化時代，增長的變化主要表現為經濟增長速度向經濟增長質量的轉變。GDP年增幅是經濟增長速度的主要指標，7%的年增幅，8%的年增幅，9%的年增幅在大多數中國人眼里只能算是一般增長，只有10%以上的年雙位數增幅才能滿足中國人的高增長欲求。為了追求高增長，實現高增長，不僅要支付巨額的環境資源成本，而且要積累日漸加大的社會動蕩風險。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工業化時代的經濟高增長，既掩蓋了許多深層次的經濟問題，又進一步放大了一些社會問題的潛在風險。而后工業化時代，經濟增長質量強調經濟、環境、自然的協調發展，注重經濟、社會、政治的同步前進。2009年以來的中國經濟低迷，為經濟增長速度向經濟增長質量轉變創造了契機，以此為起端，政策及各種經濟手段要推動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的經濟復蘇，而不是單純經濟增長速度的復蘇。只有著眼于實現高質量的經濟復蘇，才能把中國經濟發展納入重視經濟增長質量的軌道。強調經濟增長質量的新增長，幾乎不可能再實現GDP年10%以上增幅，如果經濟增長質量沒有水份，GDP年增幅在5.5%—7.5%之間，仍然可以保證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及綜合國力的持續提升。

　　新思維

　　在后工業化時代，新思維的基本點是公平、民主、公開。過度競爭及過度競爭所導致的巨大生存生活壓力，使公眾迫切渴望競爭的公平，以公平競爭實現所有人的機會均等仍是現階段公平的重點；重大事務尤其涉及民生的政府經濟行為，讓公眾尤其社會下層的百姓有充分知情權，是現階段民主的重點，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民眾在現階段要求政治民主的愿望還不是十分強烈，民主訴求主要集中于經濟事務與社會事務。與公平、民主相比，民眾對公開尤其是信息公開的要求更強烈。必須清醒地看到，各級政府及職能部門在許多問題上迫于公眾壓力的信息被動公開，不僅日益損害政府公信力，而且在特殊情況下極易導致群體性事件發生。公開尤其信息公開應該主動、自覺。

　　新改革

　　后工業化時代，改革不僅不能停滯，而且應該加快改革，加大改革力度，推進新改革。新改革的“新”有兩層含義，一是改革方式新，二是改革方法新。就改革方式而言，必須推進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政治體制的全面改革，經濟體制的單維改革已經阻力重重；在全面改革的推進中，政治體制改革是核心，社會體制改革為重點，經濟體制改革要深化。就改革方法而言，不能再摸著石頭過河，也不能只是政府行政推動，改革方案應充分論證，應讓學者參與，應讓公眾有知情權。

　　從新需求、新供給、新配置、新增長到新思維、新改革的“六新”，意味著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要從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各領域全面推進。否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只能成為一個口號，在此口號下重回工業化時代不惜代價保經濟增長速度的模式。

　　產業升級與企業轉型的三大目標

　　產業升級與企業轉型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及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所要求的。產業升級與企業轉型，既要考慮結構問題，還要考慮中國經濟中長期可持續發展問題。因此，產業升級與企業轉型被賦予了“低碳經濟”、“零能源建筑”、“消費主導”的基本內涵。

　　發展以經濟增長質量為內涵的“低碳經濟”

　　所謂“低碳經濟”，是與“高碳經濟”相對的概念，是排放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更少的經濟。具體地講，“低碳經濟”是一種注重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追求更高經濟增長質量的經濟增長模式，其核心是能源技術(尤其是新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創新、產業結構和制度創新以及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低碳經濟”的本質是敦促現代人改變容易造成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生產模式和消費模式，通過低碳經濟模式與低碳生活方式，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推動人類文明逐步邁向生態文明。中國目前的經濟模式和消費方式是一種“高碳經濟”，中國的能源消耗居世界第二并已超越美國成為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有統計數據顯示，自2000年以來，受市場需求拉動，中國高耗能行業主要產品產量年均增長在10%以上，能源消費量占全社會能耗總量的比重在55%以上。單位GDP能耗成倍高于日本、歐美等發達國家。這種經濟增長方式不可持續，中國必須大力發展“低碳經濟”。

　　推廣減少排放與降低能耗的“零能源建筑”

　　所謂“零能源建筑”，是指不消耗化石能源的建筑，完全依靠太陽能或者其它可再生能源。其設計理念在于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然能源、減少環境破壞與污染、實現零化石能源使用，能源需求與廢物處理基本實現循環利用。目前，許多國家如瑞士、加拿大、德國、日本等都在全面發展“零能源建筑”。

　　“零能源建筑”的推廣，既要求盡快提高中國的建筑設計標準，又要求調整與房地產業及關聯產業的政策。按照歐美的相關標準及中國的建筑能耗專家測算的數據判斷，中國現有的建筑99%都是高能耗建筑，其產生的高污染降低了居住的舒適度，制約了可持續發展。為此，中國必須要全力推行“零能源建筑”。當然，第一步可能是先發展“低能源建筑”。

　　強化國內需求穩步持續增長的“消費主導”

　　高儲蓄、高投資、低消費是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征，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出口的貢獻及作用最大，“兩頭在外而過程在內的中國工業產品制造及出口”為中國貢獻了大量的GDP，近5年來中國經濟的出口依存度一直居高不下。投資也是中國經濟增長不可忽視的一極，以政府為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等重大項目投資帶動了國內相當多行業的發展和繁榮。根據近5年的數據，僅固定資產投資一項占GDP的比重就接近50%。

　　在出口和投資的高比重下，掩蓋的是消費的持續低迷。長期以來，中國消費占GDP的比重一直徘徊在40%—50%之間，1998年到2000年略有上升，最高達到62.3%，但此后一直下降，到2008年該比重僅為48.59%。可以說，內需不足、消費乏力是中國經濟發展結構失調的突出表現之一，也是制約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原因。因此，產業升級與企業轉型必須著眼于經濟增長結構優化，強化國內需求穩步持續增長的“消費主導”。

　　產業升級與企業轉型的路徑選擇

　　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在政策導向及目標上可定位于“低碳經濟”、“零能源建筑”、“消費主導”，在具體實施及推進上應著眼于產業升級與企業轉型的路徑探索與選擇。中國工業化時代向后工業化時代的轉變，決定了產業升級與企業轉型的路徑探索與選擇，要充分考慮后工業化時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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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通工業對其他產業發展的技術人才裝備支持通道

　　就目前中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發展現狀看，作為第二產業的工業，不僅產業比重大，而且產業的技術水平、人才水平、裝備水平高，與第一產業、第三產業相比，工業產業具有管理水平高、管理人才多的突出優勢。因此，產業升級必須相互聯動，企業轉型必須依托不同產業之間的相互支持。

　　就工業產業的升級而言，除了要實現“中國工業產品制造”向“中國工業設備制造”、 “中國工業產品創造”轉變外，該產業中的一部分資本及企業要適時向第一產業、第三產業轉移，工業產業升級必須與其對第一、第三產業發展的支持聯動；工業產業要能夠為第一、第三產業提供技術支持、人才支持、裝備支持，第一產業、第三產業在獲得工業產業技術人才裝備支持的同時，要能夠充分學習及借鑒一些工業企業的先進管理。工業產業升級要高度關注第一產業中現代農業的發展、第三產業中現代服務業的發展，在著眼于為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提供技術與裝備支持過程中提升工業產業的競爭力。

　　可以說，中國后工業化時代的工業產業升級，必須與第一產業、第三產業發展同步，通過相互依賴與相互支持，形成各產業之間升級與發展的互動關系。這種互動關系的形成，有賴政策的支持。具體而言，政策上支持工業為第一產業、第三產業提供更先進、更符合低碳經濟要求的技術與裝備。除此以外，工業產業所享有的一些優惠政策，也要普及并覆蓋第一產業、第三產業，如增值稅轉型的政策。就中國目前增長空間最大的第三產業而言，其快速發展離不開現代化的技術與裝備，在某種意義上，第三產業中的現代服務業對工業產業的依賴性更強。從金融、電信傳媒、網絡、電影電視、報紙雜志出版、印刷到醫療、教育、體育、心理健康等現代服務業的各個方面，都離不開現代化的技術與裝備，也離不開使用現代化技術與裝備的知識勞動力。如果增值稅轉型政策能普及并覆蓋第三產業，會大大加快現代服務業的發展。

　　支持資本及工業企業向現代服務業領域轉移

　　“消費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依賴兩個條件，其一是“民富”，普通民眾“錢多”，有能力消費，其二是服務業發展水平達到比較高的程度，能夠推動消費升級。目前，中國這兩個條件都不成熟。因此，為了盡快實現中國經濟增長的“消費主導”的目標，應該積極促進這兩個條件的成熟。就這兩個條件的完善而言，第二條件作用更大，因此，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不僅提高其自身的發展水平，而且會增加就業及就業者收入，拉動“民富”條件的成熟。服務業的發展除了政策導向以外，還依賴產業結構的調整，在產業結構調整中工業產業中的一部分資本及企業向服務業轉移。從目前產業結構調整的自身規律而言，工業產業中的資本及企業向服務業轉移的沖動很強。如果一部分資本及企業能夠順利實現從工業產業向服務業的轉移，會大大拉動服務業的發展。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工業產業與服務業相比，工業產業的資本與工業企業都有規模大、管理水平高、人員素質高的特點，這決定了這些跨產業轉移的資本及企業，不可能全部轉移到服務業中的日常生活服務環節如酒店、餐飲、歌廳、美容美發、健康、保潔、家政等，政策上應支持工業產業中的資本及企業向現代服務業的領域轉移。就目前金融、電信傳媒、網絡、電影電視、報紙雜志出版、醫療、教育、體育、心理健康等現代服務業的大多數行業看，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國有經濟壟斷及行政準入門檻，只有允許打破這些領域中的國有經營壟斷，降低這些領域的行政門檻，才能實現工業產業中的部分資本與企業向現代服務業的順利轉移。

　　依托資本與勞動資源的雙優勢實施資本與勞動力向國外的同步輸出

　　相對于中國自然資源的稀缺及國內投資回報率水平，資本過剩已成事實。正是目前資本的相對過剩，中國同時具備了資本與勞動資源優勢。相對過剩的資本及過剩的勞動資源，完全在國內消化，有礙于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因此，中國應該加大資本輸出與勞動力輸出的力度及步伐。到目前為止，中國資本輸出、勞動力輸出的工作一直在做，但是效果及成果不盡如人意。在某種意義上，中國資本輸出必須改變當年跨國資本向中國輸出的做法，否則，中國資本輸出難以形成自身獨有的競爭優勢。就跨國資本輸出而言，主要是單純資本輸出而依賴東道國勞動力的模式，因為大多數跨國資本所屬國家或地區不具有勞動資源優勢。中國資本輸出應該與勞動力同步輸出，可以說，目前中國的資本及勞動資源雙優勢是其他經濟大國不具備的。可以判斷而且堅信，中國只有實行資本與勞動力同步向國外輸出才能形成與跨國資本輸出相競爭的優勢。

　　資本與勞動力的同步向國外輸出，是指中國的資本家與企業家帶著中國員工到國外設立工廠或公司，融入東道國的經濟建設與經濟發展中。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的資本家與企業家更熟悉更適應中國員工的管理，語言、文化、行為、習俗等不需要磨合，可大大節省管理成本。除此以外，中國資本與勞動力同步輸出，可在東道國長期“扎營”，還可向東道國傳播與輸出中國文化。如果中國未來10—30年能夠較大規模實現資本與勞動力同步輸出，將大大緩解中國的資源壓力與就業壓力。當然，中國要能夠順利實現資本與勞動力同步輸出，政策必須跟進，外匯政策、稅收政策等都要能夠支持。除此以外，就是中國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應能夠為中國資本與勞動力向國外同步輸出提供支持與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