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在全球率先開始復蘇，但在“十一五”規劃與“十二五”規劃交接之際，中國仍然面臨土地、人口、資源、能源等諸多問題。在未來發展道路上，能源問題顯得極為現實和急迫。預計未來5～10年，中國的能源消耗將會迎來新的增長高峰。針對我國多煤、少油、缺氣的能源現狀，如何謀劃“十二五”電力工業的發展，以應對未來的能源供應矛盾，成為今年兩會上許多代表委員共同關注的焦點。  

　　全國政協常委、通威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漢元：尋找并開發清潔能源，已成為人類可持續發展和生存延續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安全性

　　調整電源結構 緩解能源安全嚴峻形勢

　　能源是人類生存和發展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它的開發和利用狀況是衡量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和科技水平的重要標志，直接關系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國能源安全形勢嚴峻。”劉漢元語氣帶著憂慮。

　　數據顯示，經過30年改革開放，伴隨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能源消耗總量相當于412億噸標準煤。2008年全球能源新增部分我國比重最高，占近3/4。2009年我國消耗煤炭約30億噸，未來的15～20年時間，如我國的GDP再翻兩番，將消耗相當于今天近4倍的煤炭量，達120億噸左右。

　　劉漢元指出，照此發展，我國的煤炭資源將在未來不到100年時間消耗殆盡，而石油的消耗量也將達到現在的近3倍。因此，無論從能源的蘊儲量看，還是從環境壓力、氣候變化看，都難以有足夠的能源供應和環境容量來確保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

　　“尋找并開發清潔能源，已成為人類可持續發展和生存延續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對于人均資源明顯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經濟快速發展、能源消耗迅速攀升的我國來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戰略安全意義。”劉漢元強調。

　　對于確保我國的能源安全，張明森認為，要牢固樹立煤炭在我國能源供應中的基礎地位和戰略地位。他解釋說：“相對于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我國煤炭儲量相對較大，其開采的過程、數量和成本基本不受任何國際上不確定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因此煤炭不但是現在我國能源供給的主要部分，而且是國家能源的最后退路。”

   周小謙認為，由我國能源資源賦存決定，在相當長時間內都將堅持“以電為中心，以煤為基礎”這一能源發展的基本思路。因此調整電源結構，一方面要進一步提高電煤在總的煤炭消費中的比重，目標要求電煤比重在“十二五”期間要提高到50%以上（不包括熱電聯產的供熱部分用煤）；另一方面要調整煤炭發電的技術結構，以提高能效、降低消耗、減輕排放。他建議，“十二五”期間要繼續在山西、陜北、蒙西、寧東、蒙東、呼盟等地區加快煤電聯營的建設步伐，還要加快錫盟地區褐煤的煤電一體化建設，送電京津冀。對于新疆等地煤炭及電力的開發也要作出規劃。

　　經濟性

　　就地轉化 將能源優勢轉變為經濟優勢

　　原電力工業部總工程師、國家電網公司顧問周小謙：在“十二五”規劃中，要進一步在“西電東送”戰略基礎上增加“北電南送”的戰略內容。

　　周小謙預計，“十二五”期間我國經濟增長將在8%～9%之間，電力彈性系數也接近于1。初步測算，到2015年全國需電量5.5萬億千瓦時，電力裝機約為12.5億千瓦，相應設備綜合利用小時為4400小時，電力供需基本平衡。即“十二五”期間年均需增加電力裝機7000萬千瓦左右，基本上維持“十一五”的建設規模。

　　如何實現這樣的發展目標？張明森建議，首先要確保滿足當前發展對能源的需求，并盡可能保存資源。以煤炭的利用為例，應該首選將其就地大規模轉化成電能，通過現代化的超高壓輸電技術輸送出去，從而大大降低煤炭轉運過程中因裝卸、遺撒等造成損失和環境污染。

　　長期以來，重發輕供、電網投資不足等因素造成電網一直是薄弱環節。同時，能源產地愈來愈遠離負荷中心，可再生能源等間隙電源與分布式電源的發展，加之信息化與工業化的融合，都要求在“十二五”規劃中要繼續加大電網的投入。

　　“‘西電東送’的發展戰略，對加快西部經濟發展，水電開發以及促進全國聯網建設，都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取得了巨大的經濟、社會、環境效益。”周小謙認為，在“十二五”規劃中，要進一步在“西電東送”戰略基礎上增加“北電南送”的戰略內容，即加大我國北部、西部的陜西、山西、寧夏、蒙西、錫盟等煤炭及其電力一體化開發，實現“西電東送”與“北電南送”相結合的戰略，這對中西部經濟社會發展，對于我國電力與電網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周小謙特別指出，特高壓交流試驗示范工程取得的成功，為這一戰略的實施提供了技術的支撐和裝備供應的保證。為此，對“十二五”的“西電東送”與“北電南送”作出專項規劃，在經國家組織論證審查后正式列入國家“十二五”電力發展規劃，是十分必要的。

　　劉漢元對太陽能光伏發電情有獨鐘：“綜合比較分析多種元素，太陽能發電直接將太陽輻射能轉換為電能，是所有可再生能源中對太陽能的轉換環節最少、效率最高、利用最直接的。從新建電站所消耗能量與電站運行整個周期內的發電量之比，即能量的投入產出比看，目前光伏發電可達到約10～15倍，在光照良好的地區可達到約15～20倍。”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化工研究院副總工程師張明森：我國煤炭儲量相對較大，其開采的過程、數量和成本基本不受任何國際上不確定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因此煤炭不但是現在我國能源供給的主要部分，而且是國家能源的最后退路。

　　張明森提出了“非主流可再生能源”的概念：“目前已經在使用的非主流的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陽能集熱、沼氣、地熱、薪柴發電等，這些的確都是很好的可再生能源，但由于無法大規模集中生產，只能分散到千家萬戶就地生產、就地使用。”

　　對于這類可再生能源，張明森建議國家有關部門給予足夠重視。原則上以經濟性為依據，由于能量的產量計量復雜且瑣碎，政府可以在生產裝置的建設上給予一定的一次性補貼，日常運行由使用者根據其經濟性自行運行。“只要不造成新的污染和生態問題，經濟上又可行，就給予支持。”張明森表示。

　　環保性

　　發展清潔能源 實現高能耗產業節能減排

　　“十二五”規劃中要高度重視新能源發展，這點似乎已成為今年兩會代表委員的普遍共識。

　　周小謙建議，應當將新能源作為“十二五”規劃的一個重點。這既是應對經濟危機的重要措施，更是電力調整結構搶占今后經濟技術發展制高點的需要。他指出，當前除了水電以外的可再生能源，技術成熟、可以大規模開發的是風電、太陽能發電與生物質能發電三種，由于其資源具有分散性和能源密度較低特點，利用方式宜以分布式電源或面向終端供電為主。

　　對于水電，國際上早有共識，這是當今地球上最潔凈，對環境影響最小、最經濟且密度大的能源。“應該優先開發與利用水電，這一基本原則至今不變。”周小謙認為。

　　“水電建設對生態對環境的影響，不能只是進行建與不建的對比，要從對大環境的影響來看問題。”以三峽工程為例，張明森解釋說，“確實對當地的生態和環境有一定影響，但如果建同等規模的火電，燃燒煤排放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會對大環境大生態造成更大的影響。”

　　對于風電和太陽能發電，張明森建議，由于能量密度低，生產成本較高，目前靠政府補貼的方法運行，國家應該量力而行。而在風能和太陽能發電領域，主要的問題是提高技術，降低成本。

　　周小謙認為，太陽能發電與其他可再生能源相比具有不少優勢，特別是光伏發電，轉換環節少，相對轉換效率高，而且占用土地面積少。他建議，“十二五”期間，太陽能光伏發電從邊遠獨立供電走向城鎮，走向并網。推廣太陽能光伏發電的關鍵之一是要降低造價及發電成本，“十二五”期間重點要對太陽能光伏發電和太陽能熱發電給予更多政策支持和技術開發的投入。

　　“光伏產業要發展，最重要的是解決上網電價問題。”劉漢元提出，當前政策補貼集中在太陽能發電設施方面，并沒有解決光伏發電的并網問題，尤其是上網電價這一核心問題。結合我國國情，他建議，要制定光伏發電上網電價補貼政策，采取“基本電價保底收購”的方式，要求國家電網對太陽能發電按補貼性的上網電價全額收購。

　　核能已經被證實是一種清潔和經濟的能源。而現實情況是，我國核能發電量只占全國總電量的1.9%，而世界核電的比重平均在15%～16%左右，發達國家在20%以上，高的達70%～80%。

　　“核電是我國電源結構中最短的一條腿。”周小謙認為，大力發展核電，以核能替代化石燃料是重要的方向，是走向低碳，實現溫室氣體減排的現實出路。

　　周小謙分析指出，我國核電快速發展根本問題在體制，關鍵在設備，重點在人才。因此要統一對我國核電發展形勢及發展階段的認識，確定我國核電發展的規模與目標，改革投資建設體制，安排設備供應，建立燃料供應循環體系，同時注重培養專業人才。

　　聲音

　　為保證我國新能源開發利用長遠發展，從國家整體層面上對新能源發展進行總體科學規劃十分必要和緊迫。建議盡快制定國家級的新能源發展戰略規劃，制定科學完善的行業規范和標準，搞好整體規劃和區域布局，完善壯大產業配套體系建設，拉長產業鏈，建立國家級新能源科研“公共平臺”。——全國政協委員、寧夏回族自治區原政協主席任啟興

　　“十二五”期間仍將維持煤炭為主的能源現狀，所以經濟要發展，就要將加快水電開發放在節能環保的重要位置，大力發展水電。——全國政協委員、國家開發投資公司總裁王會生

　　“十二五”期間要加大電力、冶金、建材和化工等四大耗煤行業的結構調整力度，淘汰耗能高、效率低、污染嚴重的小機組、小高爐、小窯爐、小化工等落后產能，支持發展大型、低煤耗和節能環保大機組和熱電聯產。——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煤炭工業協會會長王顯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