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汝為  1955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畢業后在中國科學院工作，現任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研究員。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1980—1982年在美國普渡大學電機系作訪問學者。長期從事自動控制、模式識別、人工智能、智能控制及思維科學的研究。到目前為止，已發表《智能系統的綜合集成》等學術專著5部，學術論文180余篇。曾任國家“863計劃”智能計算機主題專家組副組長、國際句法模式識別委員會委員、歐洲《Signal Processing》雜志海外編委，現任中國自動化學會理事長、中科院技術科學學部副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控制科學與工程專業委員會召集人之一、中科院自動化所學術委員會主任、清華大學智能系統與智能技術國家開放實驗學術委員會主任、《模式識別與人工智能》雜志主編等職。并受聘為清華大學計算機系、北京師范大學信息學院的兼職教授，以及中國科技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北京航天航空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三十余所大學的名譽教授。

　　錢學森 浙江省杭州市人，空氣動力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1934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1935年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留學，翌年獲碩士學位，后入加州理工學院，1939年獲航空、數學博士學位后留校任教并從事應用力學和火箭導彈研究。1955年回國后，歷任中國科學院力學所所長，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長、院長等職。第三屆中國科協主席，第六至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第九至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科技委高級顧問，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名譽主席。1956年提出《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最先為中國火箭導彈技術的發展提出了極為重要的實施方案。協助周恩來、聶榮臻籌備組建火箭導彈研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1956年10月任該院院長。此后長期擔任我國火箭導彈和航天器研制的技術領導職務，并以他在總體、動力、制導、氣動力、結構、材料、計算機、質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領域的豐富知識，為中國火箭導彈和航天事業的創建與發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1957年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一等獎，1979年獲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杰出校友獎，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1989年獲小羅克維爾獎章和世界級科學與工程名人稱號，1991年被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榮譽稱號和一級英模獎章。1999年獲“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同學們，你們好！很榮幸今天有機會到寧波大學跟在座的那么多同學一起交流。一方面談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做人、做事、做學問；另一方面，談談我自己的感受。相當長的時間，我都是在跟學生打交道，我有好些比你們大一點的研究生。我很愿意和同學交流，有些什么想法大家交換交換意見，那樣應該是很好的。我今天要講的主題是錢學森先生的一些事跡，這些事跡不都是從報紙上能夠看到的，是通過我跟他的接觸，或者在共同做研究的過程中，對一位杰出的科學家在做人、做事、做學問方面的體會。

　　1955 年，我從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畢業。那時，科學院剛剛成立了一個力學研究所，我就分配到了那里。那個力學研究所很有意思，科學院當時已經定下了所長由從美國返回的錢學森錢先生來當。那時候所剛建立，沒有黨委會，力學所的領導就是我們寧波大學的第一任校長朱兆祥同志，是朱兆祥同志到深圳把錢學森先生接回來的。那是早期的“海歸派”，當時有很多很有名的科學家從海外歸來，我就不細說了。力學所剛成立的時候，雖然是白手起家，但所里有十幾位的“海歸派”。分配到那里的大學生只有四位，領導經過研究，給我們每個人分了一個導師，我被分配為錢學森的學生。

　　我要講三部分的內容。首先跟大家介紹的是錢學森的愛國主義思想，對于這一點報紙上講過不少，我從我的感受再穿插一些我在力學所的情況。去年剛好是他九十歲生日。在這之前，出版了一本《錢學森手冊》。這本書的影響非常大，是錢學森科學精神的一個體現。我估計同學不大能看到，那是根據他的手稿出的一本很厚的書，里面體現了他做學問的一些精神。當時報紙上登了很多材料，有些材料是我了解并經歷過的。這個我準備在第二個問題的時候講一講。第三，大家都知道他對“兩彈一星”的貢獻，在我們國內可以說是家喻戶曉，都知道錢學森是搞火箭的，一些雜志上愿意用“中國的火箭之父”來形容他。到后來，“兩彈一星”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他年齡也比較大了，開始做另外一些研究，這些研究在國內了解的人很少。我今天趁這個機會講講他在做事、做學問方面的一些情況，以及他對科學技術方面，尤其是一些新的科學技術方面的貢獻。

　　首先，向大家介紹的就是錢學森的愛國主義思想。

　　錢學森作了所長之后，在中關村的第一件工作是講授他的工程控制論。1954年，他在美國出版了一本書，就是《工程控制論》，這本書是在美國當時不讓他再參加一些火箭技術方面的機密工作的情況之下所做出的一個新的學科的研究成果。當時他講課，大概有二百多人來聽他的課。我和另外一個人整理他的講課筆記，然后發給大家。當時是初出茅廬，什么事也不懂，一看能和一個國際上非常有名的科學家在一起工作，有機會學習他的著作，我當然很興奮，但困難也很多。我在北大三年，在清華一年，大學期間一點兒英文也沒有念過。錢先生從美國帶回兩本原版書，因為要整理筆記，他就把其中一本書給我看，我能夠參考的東西就是他帶回來的那本書。

　　這里頭很有意思。他給我們講工程控制論的課，有一點大家非常吃驚，他講的完全是地道的北京話，沒有一句英文。大家都覺得很不容易，因為他在美國呆了二十年，在美國東部的麻省理工學院取得碩士學位，在西部的加州理工學院取得博士學位，又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了最年輕的教授職稱，回國的時候43歲。我知道他在語言上是花了很大工夫的。他多次問別人某一個英文在漢語中究竟是什么意思。比如說“random”這個詞，另外一個人就告訴他 “random”在國內叫“隨機”，他為這個單詞問了好些人。最后他講課的時候一個英文也沒有，令大家都很感動。當時在中關村周圍有北大、清華、科學院的一些人，我在北大、清華也聽過不少有名的教授的課，聽過他的課的人都發現這位新來的所長確實有獨到之處。北大的青年教師和同學說從來沒有聽過講得那么好的課，這位科學家真不簡單。他講課的時候，能夠引人入勝，從具體的講起，又概括，又提高。而且，他講課就是拿著支粉筆，不帶書，粉筆字寫得也非常清晰、規范。

　　我從他的秘書那兒了解到了他進入羅湖橋的一些材料。那次是從香港到祖國大陸，朱兆祥先生去迎接的，一到海關記者就圍了上來。其中一個香港記者用英語問了一個問題，錢先生就說：“我想每個中國人都應該講中國話。”記者解釋說他只會講廣東話和英語。錢先生說：“我想普通話在中國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中國人，應該學會講普通話！”大家都笑了。這也體現了錢先生的一顆愛國心。

　　在美國的人總要把自己一部分的收入存入保險公司，以備晚年退休之后用。他一個人在美國參加工作的時候，別人好幾次問他存了保險金沒有，錢先生說一塊美元也沒有。他們都很奇怪，他自己倒覺得也沒有什么可奇怪的，他說因為他是中國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國待一輩子。

　　錢先生最初在美國的時候，和幾個朋友搞火箭，剛開始在加州理工學院搞的時候是很粗糙的。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學生的經濟頭腦是很強的，一些學生包括他的導師辦了一個公司，動員他投資。而他的想法是在美國學成之后就回到中國為祖國服務。他曾經在1947年回國探親，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曾托人邀請他回國出任上海交大的校長，當時他在國際上已經非常有名了，但他拒絕了。他后來說，在當時那種形式下，他不愿回來為國民黨裝點門面。當時國內正處于解放戰爭的過程，國民黨還沒有打垮。到了1948年，祖國的解放事業勝利在望，他就開始準備歸國了。但美國政府扣留了他，和美國那些反動的人做了很大的斗爭才回到中國。這里頭的很多事情，在座年輕的各位可能不太了解，但我們這個年紀的人還是了解不少的。我再講一段錢先生當時被美國當局拘留時被審問的情況，這里有一段檢察官和他的對話。

　　檢察官：你忠于什么國家的政府？
　　律師：這個提問對于澄清錢學森的案子沒有直接意義。
　　法官裁定抗議不成立。
　　錢學森做了一下思考，回答說：我是中國人，當然忠于中國人民，我忠于對于中國人民有好處的政府，也就是敵視對中國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檢察官：你所說的中國人民是什么意思？
　　錢學森：四億五千萬中國人。
　　檢察官緊逼不放：這四億五千萬人現在分成了兩部分。那么我問你，你是忠于在臺灣的國民黨政府，還是忠于在大陸的共產黨政權？
　　錢學森答：我認為我已經陳述清楚關于忠于誰的原則了。
　　檢察官問：你在美國這么長時間，你敢發誓說你是忠于美國政府的嗎？
　　錢學森答：我的行動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用自己的知識幫助美國做事。
　　檢察官窮追不舍：你現在要求回中國大陸，那么你會用你學的知識去幫助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嗎？
　　錢學森毫不示弱：知識是我個人的財產。我有權要給誰就給誰！
　　檢察官又說：那么你就不讓政府來決定你所應當忠于的對象嗎？
　　錢學森：不，檢察官先生，我忠于誰是要由我自己來決定的，難道你的意愿都是美國政府為你決定的嗎？
　　這下子檢察官狼狽不堪。事后，美國新聞記者在報紙上驚呼，被審訊的不是錢學森，而是檢察官。可見，他的立場和他的愛國主義思想是十分堅定的。

　　在美國，正直的科學家和教授們都深信錢學森是無辜的，幾所著名的高等學府競相聘他為教授。最后，他還是接受了加州理工學院的好意并在那里任教，將自己的科研方向轉向不帶機密性質的理論工作，比如剛才提到的工程控制論、物理力學等，不能也不愿參加美國的機密工作了。

　　錢先生的愛國主義思想是值得我自己和大家學習的。我專門查了一些資料。他回國以后，完全靠自己的工資生活，以今天的標準看，那時的工資是很低的，一級教授一個月300元多一點，而且是幾十年一貫制。除了工資之外，他還有一些稿費收入，晚年也曾得到過較大筆的科學獎金。但他把自己這一生所得幾筆較大的收入統統捐了出去。這包括：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1958年中文版稿費（千元以上，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收入）捐給了中國科技大學力學系，資助貧困學生買書和學習用具；1962年前后，錢學森的《物理力學講義》和《星際航行概論》先后出版，稿酬有好幾千元。那時還處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人人都吃不飽肚子。錢學森及其家人和全國人民一樣，也是勒緊褲帶過日子。但是，這么一大筆錢并沒有使錢學森動心。當他拿到這兩筆稿費時，連錢包都沒打開轉手就作為黨費，交給了黨小組長。1978年錢學森又交了另一大筆黨費。當時“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開始落實各方面的政策。錢學森的父親錢均夫老先生原在國務院文史委員會上班，1969年去世。但因“文化大革命”的沖擊，從1966年起就不發工資了。所以，錢均夫老先生在去世前三年未領到一分錢工資。到1978年落實政策時，給錢鈞夫補發了3000多元的工資。然而，錢老先生已經過世，錢學森作為錢均夫惟一的兒子，自然有權繼承這筆報酬。但是錢學森認為，父親已去世多年，這筆錢他不能要。退給文史委員會，人家拒收，怎么辦？錢老說，那我只有作為黨費交給組織。所以，這3000多元也交了黨費。其實，象這樣的老科學家也不少，后來我看到這些情況也覺得真是不簡單。因為那時候我翻譯了《工程控制論》的三分之一，也拿了一點稿費，就貼補一點兒生活用了。

　　有一件事，是我自己親身經歷的。大概是在1991年，那時候我在國家“863計劃”智能計算機主題專家組里做一點事情，當時在無錫開一個會，那次會里頭有一位是我們國內《神州學人》雜志的主要負責人。我們開完了會，就在那兒閑聊。他發現我是翻譯《工程控制論》的，就問我是否對錢學森有所了解。我說是，錢學森先生給我寫過很多信，對我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的指導意義。于是，他就問我要稿子，我說我這個人能力有限，不會寫這類稿子。但是他老給我打電話，我就寫了一篇，文章都已經排版好了，后來說不行。我給大家說一個事兒。1991年，中央軍委授予錢學森“國家杰出貢獻科學家”稱號，在國內之前還沒有那么高的稱號。他當時還在國防科工委，國防科工委就掀起了學習錢學森的高潮。但廣播了兩次之后就沒有下文了，我到后來才弄清楚。錢學森問他的秘書，怎么這幾天報紙上天天有說他的好話，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難道就沒有不同的意見、不同的聲音？秘書想了一想就如實報告，說也聽到一些不同的意見，有的年輕人說怎么黨的知識分子的政策都落實到錢學森一個人身上了？當時，錢先生就說了一句話：“這個情況很重要，說明這件事涉及到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問題，如果它完全是我錢學森個人的問題，那我沒什么可顧慮的，他們愛怎么宣傳都行。問題是在今天，錢學森這個名字已經不完全屬于我自己，所以我得十分謹慎。科技界有比我年長的，有和我同輩的，更多的則是比我年輕的，大家都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國家的科技事業做出了貢獻，不要因為宣傳錢學森過了頭，影響別人的積極性，那就不是我錢學森個人的問題了，那就涉及到全面貫徹落實黨的知識分子的政策問題。所以要適可而止，我看現在應該畫個句號了，到此為止吧。”然后，他就通知秘書把所有的宣傳都停下來，他的秘書通知我把給《神州學人》的稿子給撤回來，但這讓《神州學人》的編輯很為難。后來，秘書給我寄了一張紙條，上面是錢先生給的說法，意思是類似回憶性文章都是在一個人死了以后才發表的。我一看，就只好把那篇文章給撤回來了。 [page_break]

　　我講講第二個問題：錢先生治學的嚴謹。

　　去年發表的手冊，可以說是科學精神的一種教材，描述了錢學森先生高深的學術造詣和認真的治學態度及嚴謹的科研作風。當時美國是把他驅逐出境的，中美華沙會談王炳南大使和美國談判，美國先是不承認。后來，錢學森寫了一封信，表明要求回到祖國來，這封信輾轉最后到了周總理手里，周總理就把這事交給了王炳南大使。王炳南大使就和美國說，錢學森自己提出來要回國，美國還把他扣住，這不成道理。所以，美國方面就讓他回來了，他帶著妻兒回國。

　　錢先生匆忙回國，他在美國的同事和好友弗郎克•馬勃教授就幫他把辦公室的東西都收起來，妥善保管。錢先生做事情是非常嚴謹的，他每做完一項研究工作，都要把資料裝在信封里，這樣就積累了15000多頁。四十年代計算機剛出來，還沒有像現在那樣普及，沒有電子文檔，都是手寫的，這就可以看出他做學問一絲不茍的精神。后來這些手稿，弗郎克•馬勃教授就打包、裝箱，托人給他帶了回來，帶回來的材料全交給了力學所。我在力學所的時候，也看過那些材料，里頭有工程控制論的手稿。大家看了那些手稿后，都覺得很受感動，做研究做到那樣一種程度，確實很不簡單。那些手稿是從錢先生在1938年—1955年科研教學方面的 15000多頁原始資料里挑選出來的，內容包括應用力學、噴氣推進、工程控制論、工程科學、物理力學等。手稿里頭的英文都是手寫的，寫得非常之清秀流暢，一個個的數學公式非常嚴整，一幅幅圖表非常規范整潔，即使小小的等號也標準得像使用直尺畫的一樣。例如，他在研究解決薄殼變形的難題時，手稿長達800多頁。在手稿達到500多頁的時候，他在后面寫上“不滿意”，繼續攻關，當這個問題徹底解決之后，他在裝手稿的信封上用紅筆寫上了“final”，意思是這件事情做完了，但即刻認識到，在科學認識上沒有什么是最終的，于是他又緊接寫上了“Nothing is final”，可見他熱中有冷的科學態度。力學所的一些同志把它送給科學院的老領導張勁夫同志看，他看了之后很感動，覺得嚴謹的治學態度留給了后人一種科學精神，并在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為《讓科學精神永放光芒》。張勁夫同志年紀很大了，看了手稿之后又到錢學森家里頭去看望他，兩位老人談得非常好。后來那個手稿被送給了江澤民主席看，總書記看了之后也覺得真是不簡單，托張勁夫把手稿拿去讓錢學森先生簽一個名留作紀念。

　　有一次，機電所有4個人到力學所來學習工程控制論，一個禮拜聽一次課，平常見錢先生都見不著。他們就跟我提要求，說我能不能和錢先生說說，正式地見見面，說幾句話。后來，我就和他反映了，錢先生也同意了。見面的時候，他講的話一直留在我腦海里。他談的是他自己做學問的經驗。他說：“我不是說大話，我在做空氣動力學的時候，關于空氣動力學方面的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意大利文的文獻我全都念過。為了要把它做好，我得這么念，而且還進行了分析。”并且，談到他的老師馮 •卡門。馮•卡門是當時美國應用力學的專家，他說當時覺得他挺厲害。一個學生把文章拿給馮& #8226;卡門看，他看看文章頭，看看文章尾，想了想，然后告訴學生說中間計算錯了。那學生感到奇怪，還沒好好看我的論文，您怎么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那是因為馮•卡門在那個學生研究的領域里的問題幾乎都想過，大概會得什么結論其實他心里有數，所以他一看就知道。因此，要熟讀文獻，從總體上了解情況，從實際要求出發，建立數學模型，進行求解，做研究更要了解國際上發展的情況，才談得上是不是創新。后來他的手冊出來之后，我才知道他的博士論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科學的前沿做工作，是他最感興趣的。他的研究工作是為航空發展事業服務的，所以他自己開玩笑也說自己搞的東西是越搞越快，最初在交大的時候研究火車頭，在加州理工學院研究飛機，到后來研究火箭就更快了。當飛機的速度越來越快，要看壓縮性效應，而壓縮性直接影響到飛行體表面的摩擦阻力。他開始做這種工作的時候，他的老師推薦他用Mises變換，然后根據不可壓縮的解進行迭代。錢先生并沒有按照老師的建議做迭代的運算，然后交卷完事，而是一開始就收集和閱讀了大量參考文獻，寫了450頁的筆記。改正了前人很多不足的地方，然后才整理他的論文，這就是他的第一篇博士論文。這么一種認真踏實的態度對人們影響很大，我想對大家都是有參考意義的。論文的第二篇，也是按這樣子來做，做完之后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卡門—錢學森公式”，這公式已經收錄在流體力學的教科書里。所以，我常常和我的學生說不要妄自菲薄，好的博士論文可以解決很大的問題。你在寫論文的時候，正是最年輕、思想最活躍的時候，你得吃苦，不能覺得自己肯定就行了，一定要花工夫，一定要勤奮。前輩的科學家已經給了我們很好的例子。

　　以上談的是錢先生治學的態度，另外，他還特別提倡學術民主。 在做研究生的時候，年輕的錢學森不迷信權威，敢于堅持真理。有一次他聽一個老科學家的報告，錢先生不同意他的觀點，就舉手發問，兩個人就在會上辯起來了。教授走了以后，他的導師馮·卡門告訴他：“你知道你是和誰爭論嗎？那是大權威馮·米賽斯。但是，你的意見是對的，我支持你。” 這是一個例子。有一次，他寫了一篇東西，拿給卡門看。卡門一看說觀點是錯的，他就跟卡門辯，辯到后來卡門發脾氣，把他的東西扔在地上，就回自己的辦公室了。那時，卡門在美國已經是大教授了，他當時還是一個研究生。但是使他吃驚的是，第二天一早，有人敲門，一看是他的導師卡門，卡門說昨天的討論還是錢學森的對，并給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搞科學研究就應該是這樣一種師生關系，我喜歡的學生是能夠提出和我不同意見的人。因此，他講求科學民主，在發展科學事業上頭，不管你的地位、資歷有多高，大家都可以平等地討論，應該發揚科學民主。他自己受到美國對他的不公正待遇，對美國的做法不滿，但是有一點，他對美國的討論班是非常贊賞的，他認為這是科學發展的一個動力。

　　他剛回國后一方面搞物理力學，一方面教授工程控制論課程。他后來跟我說：“我找研究物理力學的學生討論，沒有學生敢發言。我甚至于故意講錯一點，看看他們聽沒聽出來。”剛從國外回來的時候，他對國內的氣氛覺得有點受不了。他認為對就是對，不對就是錯，而不是明明錯了還說“這個基本上還是可以的，什么時候再加點工吧”之類的話。他不說這種話。因為這個事情，他也得罪了不少人。那時候我還年輕，有一次他說我使得我挺難受，后來覺得還是挺有收獲的。那時，我在搞自動控制。有一次我在圖書館，看見所長來了，就趕緊問他，我搞自動控制，到底應該看些什么書？他馬上回答我說，這種問題還用得著問他？我一聽，也覺得這問題問得不對。后來我自己想，這種問題是自己可以解決的。現在，各種文獻的來源都很多，做研究就應該培養自己獨立工作的能力，不要想著依靠別人。當時，我覺得《工程控制論》書上第六章的一個算法可以簡化，就寫了簡化后的算法給他，他就在我紙上寫“這個算法可以，我同意”。作為一個學者，該肯定的就肯定，這一點我后來更有體會。

　　接下來，我想講一講錢學森做科研的情況，從他的手冊里，也可以汲取到認真刻苦做科研的一種力量。我從工程控制論講起。工程控制論是機器和人的通訊及控制的科學，早期被前蘇聯哲學界攻擊為“偽科學”。《工程控制論》一書1954年在美國出版后，蘇聯的科學界轉變了態度。當時有國際自控聯，代表著國際自動控制界的最高水平，第一屆國際自控聯大會在莫斯科舉行。當時，在國內就找了錢學森先生作為國際自控聯的成員，他是我們自動化學會的第一、第二任理事長，代表參加一些國際活動。但實際上那次1960年的會，他沒有去，是別人代表他參加的。在那次會上，控制論的作者到了蘇聯受到了英雄般的款待，進入大廳，都起立歡迎。《工程控制論》1956年得了中科院自然科學獎的一等獎。該書描述總結了自動控制方面的一些發展，而且提出了若干個今后研究的方向。1957年，翻譯出版了德文版，接著俄文版翻譯出版。 1958年，中文版出來，在中國那本書可以說是培養了一代自動控制理論的人才。斯坦福大學一位搞控制的專家說，該書的學術思想在國際上的超前性是五年，后來一些在美國的華人科學家也跟我談起這個事，當時書出來的時候，他們覺得不怎么樣，可是過了五年之后，書上幾章所講的那些問題，成了后來自動控制論研究的熱點問題，最明顯的是“最優控制”。這一點是有前瞻性的，非常之重要。所以，我自己的體會是錢學森先生是戰斗在科學發展的前沿，在做原始性創新的工作。做學問可以有不同的學風，不能強求一律，有些應用非常重要，有些實際的開發也很重要。我自己當時也想，就我個人來說，我要是做科研的話，也想做一些前沿性的、原始創新的工作，也要向一些前瞻性的事情上努力。

　　錢學森沒有做“兩彈一星”以來，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我給大家介紹一下。他在得了1991年“杰出貢獻科學家”稱號的時候講了一段話，提出要建立現代科學技術體系。他把現代科學技術看成一個整體，整體里應該包括六大科學技術部門。一個科學技術部門有不同的層次，有基礎科學研究的層次，有技術科學的層次，還有工程應用的層次，包括通向哲學的橋梁。現在提出來差不多有十一大科學技術部門，具體的我就不說了。這是他在做的一件大事。因此，錢先生1947年一回國，就提出了所謂的“技術科學”。你們嚴校長和我都是技術科學學部的，工程控制論就是技術科學的一個層次。后來，他又提出來三大部門：系統科學、思維科學、人體科學。我接觸了工程控制論，那是屬于系統科學的技術科學的層次。

　　他做的學問是比較大的，后來他在國內組織了三個討論班：系統科學、思維科學、人體科學。去年他生日的時候，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創建系統學》文集。系統學是系統科學的基礎理論。在1978年，他和許國志同志在《文匯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為《系統工程組織與管理的科學》。 1978年的文章，后來被系統科學界認為是系統科學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另外，比如思維科學，他當時也搞了一個討論班，討論班在北京大學，每次討論會他都做他的體會和報告。思維科學也有三個層次，工程應用的層次就是人工智能。我在思維科學研究里頭做具體的研究。后來，我參加了“863計劃”智能計算機主題專家組。他給我寫信，提到覺得應該做一個轉移，不要致力于去搞討論班了。他對系統科學和思維科學的交叉也做了很好的工作，因為年紀大了，自己沒有親自發表論文，但里頭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是他提出了“開放的復雜巨系統”，在國際上也有很高的評價。德國有一位搞系統科學的科學家，評價中國是最早了解到系統科學重要性的國家，而且為此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這和錢先生的工作有直接的關系。還有系統科學和思維科學兩者交叉處理復雜巨系統問題方法論的研究，后來還提出一些前沿工作理論框架。

　　我先講到這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