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四部委共同印發《關于加強政府投資基金布局規劃和投向指導的工作辦法（試行）》（以下簡稱《工作辦法》）。與此同時，國家發展改革委配套發布了《政府投資基金投向評價管理辦法（試行）》（以下簡稱《管理辦法》）。

文件強調，政府投資基金的投向將重點考察是否有助于支持新質生產力發展，明確支持的領域主要涵蓋以下兩大方向，新興產業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民用航空、船舶與海洋工程裝備等領域；未來產業覆蓋元宇宙、腦機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機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生物育種、未來顯示、未來網絡、新型儲能等前沿方向。

天娛數科首席數據官吳邦毅在接受中國工業報采訪時表示，國家發改委等四部門近期聯合印發的政府投資基金投向新規，標志著我國對戰略性科技產業的引導進入體系化、精細化新階段。本次政策對具身智能及數據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釋放了多重積極信號。政策首次在國家層面明確“人形機器人”等具身智能載體為未來產業核心，為行業確立了戰略性支柱地位。這不僅解決了關鍵技術發展中的方向性問題，更將通過政府投資基金，有效引導社會資本投向感知、決策、控制等底層技術研發，加速構建從基礎算法到整機集成的完整產業生態。

投早投小投硬科技

國家發展改革委相關負責人指出，這是我國首次在國家層面對政府投資基金的布局和投向進行全面系統規范。

《工作辦法》圍繞政府投資基金“投向哪、怎么投、誰來管”三大關鍵問題，提出了14項具體政策措施。

在優化基金布局方面，要求政府投資基金聚焦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及市場難以有效配置資源的薄弱環節，促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培育新興支柱產業，突出“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這一導向，有助于破解產業早期融資難、長期研發投入不足的瓶頸。這為處于實驗室到產業化關鍵階段的創新主體提供了‘耐心資本’支持，有利于引導產業避免陷入短期應用內卷，集中資源攻克長期性、基礎性難題。”吳邦毅分析。

在加強投向引導方面，明確基金投資需符合國家重大規劃及產業目錄中的鼓勵類產業，不得投向限制類、淘汰類或政策明確禁止的領域。同時，建立以省級發展改革部門牽頭的重點投資領域清單機制，以此指導和優化本地區基金布局與投向。

針對當前部分政府投資基金存在的定位不清、投向同質化、與地方實際脫節等問題，《工作辦法》區分了國家級基金與地方基金的功能：國家級基金應立足全局，聚焦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著力補齊產業短板、突破發展瓶頸。

地方基金應結合本地產業基礎和發展實際，重點支持產業升級、創新能力提升，以及小微民營企業、科技型企業孵化，同時促進社會資本參與。

對此，湖南中財開元私募股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高級合伙人胡雙對中國工業報表示，新規直接回應了過去存在的同質化競爭和擠出效應問題，通過分級定位（國家級基金抓大放小、地方基金因地制宜）和制定省級重點投資領域清單，避免了各地一哄而上導致的重復投資和內卷，為社會資本指明了差異化的投資機會。政策的核心目標是“吸引帶動更多社會資本”。通過政府資金的長期信用和風險分擔，可以撬動數倍的社會資本共同投向周期長、風險高的戰略性領域，拓寬了社會資本的安全投資邊界。

中國企業聯合會資委會委員、高級經濟師董鵬告訴中國工業報，此次國家層面首次系統規范政府投資基金布局與投向，并特別強調“規劃”與“評價”閉環管理。這種“規劃先行、評價反饋”的全鏈條管理設計，核心創新在于推動政府投資基金由“單向撥款”向“系統治理”轉型。其效力主要體現在：一是戰略引領，通過國家級規劃倒逼地方基金與本土資源稟賦對齊，根治“撒胡椒面”式投資；二是機制重塑，依托動態評價閉環實現資金流向的精準追蹤與優化，以數據決策對沖行政慣性，遏制同質化競爭；三是效能提升，通過問責與激勵的強綁定，引導基金從規模導向轉向生態培育，實現政策意圖與市場需求的精準耦合。

“新規推動政府投資基金從追求數量和規模，轉向注重質量和精準發力。國家級與地方基金協同，鼓勵國家級基金與地方基金聯動，通過聯合設立子基金等方式形成合力，引導資本在全局和局部之間高效配置。優化資本供給結構，資金將更精準地導向實體經濟急需的領域，特別是那些周期長、風險高、社會資本初期投入不足的環節，如前沿科技、產業基礎瓶頸等，有效發揮‘引導、補缺、撬動’功能。”胡雙分析道。

涉及航空、人工智能、人形機器人產業

國家發展改革委配套制定了《政府投資基金投向評價管理辦法（試行）》（以下簡稱《管理辦法》），建立貫穿基金運營管理全過程、定量與定性結合的投向評價體系，通過正面引導與負面約束相結合的方式，強化政策導向與規范管理。

《管理辦法》在指標設置上建立了三級評價體系，包含3個一級指標和13個二級指標。具體來看：

一是政策符合性指標（權重60%），該指標旨在評價基金在支持新質生產力發展，促進科技創新及成果轉化，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支持綠色發展、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和促進民間投資，壯大耐心資本，帶動社會資本，服務社會民生。通過此項評價，引導基金堅守政策性定位，更好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二是優化生產力布局指標（權重30%），主要評價基金落實國家區域戰略情況、重點投向領域契合度及產能有效利用情況。

三是政策執行能力指標（權重10%），主要評價資金效能情況及基金管理人專業水平等，推動實現“政府引導、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的統一。

在支持新質生產力發展方面，具體考察以下三類投向：

首先，培育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新興產業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民用航空、船舶與海洋工程裝備等；未來產業包括元宇宙、腦機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機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生物育種、未來顯示、未來網絡、新型儲能等。

其次，推動傳統產業改造提升。包括：制造業重點產業鏈高質量發展、產業基礎再造與重大技術裝備攻關、制造業重大技術改造、支持企業“走出去”等。

最后，支持數字經濟發展。涵蓋：“人工智能+”行動與大模型應用、智能終端（人工智能手機電腦、智能機器人、智能制造裝備）、5G規模化應用、新型文化業態、數據產業等。

上述投向的得分依據基金投資相關領域的資金占其實繳規模的比例計算，滿分為10分。

蘇商銀行特約研究員高政揚對中國工業報表示，將60%權重聚焦政策符合性，意味著政府投資基金在相關領域的布局將更側重底層算法、核心芯片、高端傳感器、精密減速器等“卡脖子”環節的系統性攻關，而非局限于單點突破，有助于我國在人工智能、人形機器人等領域構建全產業鏈競爭優勢。同時，政策明確強調壯大耐心資本、帶動社會資本和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契合人工智能、機器人產業等未來產業研發周期長、投入強度大、商業化路徑不確定等痛點需求。通過政府資金的示范效應，引導長期資金、產業資本等協同進入，構建更加穩定、可持續的創新投入機制。另外，從政策執行能力維度來看，導向意義十分明確，即強調基金管理人的專業能力和市場化運作水平，防止行政化配置資源，提高投資決策科學性和風險控制能力，這對于技術迭代快、商業模式變化迅速的人工智能和機器人領域尤為關鍵。

吳邦毅分析，生成式人工智能與元宇宙作為關鍵技術支撐，被同步納入重點支持范疇，將系統性推動“大腦”與“軀體”的融合發展。政策鼓勵的“人工智能+”行動，實質上是為具身智能提供了豐富的多模態數據應用場景，這將倒逼數據處理技術從靜態分析向實時感知、交互決策演進，促進數據采集、標注、訓練到應用的全鏈條技術升級與標準化。總之，新規不僅為具身智能產業繪制了清晰的“技術—產業”協同發展路線圖，更通過基金的布局引導，為整個產業鏈提供了關鍵的發展動能與風險緩沖。其深層意義在于，以國家意志和系統性資金安排，加速推動我國在下一代人機交互范式與人工智能實體化進程中的戰略布局，并為支撐其發展的數據產業開辟了全新的價值增長空間

在優化生產力布局指標中，《管理辦法》提出，落實國家區域戰略情況、重點投向領域契合度、產能有效利用情況的分值均為10分。

其中“落實國家區域戰略情況”，主要考察基金是否支持以下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西部大開發、東北全面振興、中部加快崛起、東部現代化）；重大區域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江經濟帶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海南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海洋強國建設與區域產業協作。基金投向符合上述戰略投向的，得10分。

對此，高政揚分析，從優化生產力布局指標來看，30%的權重凸顯了區域戰略協同的重要性，未來人工智能與機器人領域的基金投向將更注重銜接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及深化東、中、西、東北地區產業協作等國家重大戰略，推動形成以核心城市為創新策源地、以產業集群為承載的空間發展格局，有助于規避低水平重復建設與無序擴張，提升產能利用效率，強化產業集聚效應。

董鵬指出，《管理辦法》設置了非常具體且權重分明的量化評價指標（如政策符合性占60%），并首次明確列出了支持新質生產力的具體產業清單（如人形機器人、生成式AI等）。這種“正面清單+量化考核”的模式具有雙重效應：一方面，其能迅速引導資本錨定國家戰略產業，防止資金碎片化，為新質生產力注入確定性；另一方面，過度剛性的指標可能限制管理人的獨立判斷，導致資本在熱門賽道非理性扎堆，引發結構性泡沫。對此，應構建動態調整的考核體系，通過建立清單定期修訂機制及引入市場反饋維度，在強化政策引導的同時尊重市場的價值發現規律，確保政策目標與市場活力的有機統一。

胡雙表示，《管理辦法》建立了一套與激勵約束剛性掛鉤的量化評價體系，將深刻改變管理機構的行事邏輯。90%的權重（政策符合性60分+優化生產力布局30分）聚焦于政策目標實現，而非單純的財務回報。評價結果直接關系到預算安排、基金存續和管理團隊激勵。排名靠前的基金將獲得通報表揚、項目推介等支持；而出現負面行為或排名靠后的，將面臨約談、整改甚至有序退出。這迫使管理機構必須將國家戰略內化為投資策略。

胡雙認為，此次新規提供了“耐心資本”的制度保障，政府投資基金的本質是戰略資本與耐心資本，不應追求短期財務回報。兩份《辦法》通過強化長期屬性，優化了整個資本生態。明確要求政府投資基金聚焦市場失靈的薄弱環節和長期戰略領域（如關鍵核心技術、種子期初創期企業），以跨周期投資支持國家戰略。風險上，劃出清晰“紅線”，如嚴禁明股實債增加地方隱性債務、禁止從事期貨等衍生品交易，系統性降低了資本參與的政策風險和金融風險，使“耐心”成為可能。

“兩份辦法構建了‘事前規劃（投向指導）—事中監管（負面清單）—事后評價（激勵約束）’的管理閉環。從資本的視角看，它意味著更高的政策確定性、更低的非市場風險、更清晰的投資賽道，以及一個真正鼓勵長期主義和專業主義的制度環境。這最終將引導金融資源更有效地轉化為服務國家戰略、推動科技創新的產業資本。”胡雙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