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發展中國家能提高能源生產率，大筆收益唾手可得。麥肯錫全球研究院 (MGI) 的研究表明：未來12年，這些國家可將自身能源需求增長減少一半以上，使年增長率從3.4%降至1.4%。這樣一來，2020年的能源需求預期可降低25%左右（圖表1）。削減的數量已超出中國現在的總能源消耗。

　　雖然出現了經濟疲軟、油價下跌，但這些因素并不會影響本研究所做的長期預測1，發展中地區的政策制定者和企業絕不能因此而在提高能源生產率方面止步不前。時不我待：從現在起至2020年，發展中經濟體半數或超過半數的資本投資將就位，每一座能效未達最優水準的大樓或工廠的落成，都代表著錯失了一個降低能耗的良機。

　　圖表1：更高的能源生產效率

   某些現有節能技術可通過未來節約的能源收回成本，僅靠應用這些技術，到2020年，消費者和企業即可節約6,000億美元。在本土市場率先重視提高能源效率的公司將占據優勢地位，它們將在全球 “綠色”產品和服務市場尚未成熟時就執得牛耳。實際上，在既能提高能源生產率又能帶來正投資回報的機會中，有65%存在于發展中地區（圖表2）。　　

　　未來12年，發展中經濟體每年只需投入900億美元即可從較高能效中獲益；這筆花費只相當于增建能源供應基礎設施以跟上能源消耗的增長所花費資金的一半。事實上，由于人力成本較低，發展中國家投資能源生產率的均價比發達國家低35%。

　　眼下，一系列的市場失靈和信息壁壘阻礙了發展中國家提高能源效率，即使在能源價格高企的情況下也是如此。資金制約是主要障礙之一，特別是對低收入家庭而言。消費者往往缺乏必要的信息，因而無法做出正確抉擇。許多公司對能源的真正價格一無所知，它們缺乏找出零散的能源節約機會并予以投資的動力。而如今緊縮的信貸市場收緊了所有投資的銀根，即便像能源效率這樣風險較低的投資也未能幸免。

　　MGI 計算得出，發展中國家當前的能源生產率變化多半源于氣候、產業結構和能源政策（圖表3）。某些極端氣候下，人們必須使用取暖和制冷系統，這不可避免地導致某些地區的單位 GDP 能耗增加。高度工業化等因素也必須考慮在內，因為擁有大型制造業的國家往往要消耗更多能源，且能源生產率較低。但說到能源政策，發展中國家還是有調整的空間。MGI 指出了四個需要優先采取行動的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減少能源補貼，因為補貼往往導致能源生產率低下。根據國際能源組織 (IEA) 的估算，2005年，發展中國家的能源補貼總額超過2,500億美元，超出這些國家每年建造供電基礎設施的投資。保護貧困群體免受能源價格高企的壓力，這樣的目的本無可厚非，但可以通過其他成本較低的方法達到這個目標及類似的福利目標。例如，在拉丁美洲等地，政府嘗試通過附有條件的現金給付計劃來減少貧困，這種計劃也可針對能源費用過高的情況補貼低收入家庭。為了降低向能源高效利用轉型的難度，政府應該考慮提供向高效設備升級的資金，并動用降低能耗所節約的部分資金來扶助貧困人口。

　　第二，政府應當為公用事業單位提高能源效率提供獎勵，并鼓勵它們的客戶也這樣做。可選擇的政策包括收入獎勵措施，和用以衡量公用事業單位達到效率目標的進展并予以獎勵的認證計劃等，這些政策亦可鼓勵民眾采用智能計量等技術來幫助家庭更好地控制能源使用。

　　第三個需要采取行動的方面是制定并實施能源效率標準。此類標準能夠推動效率更高的電器和設備的生產，降低它們的成本。例如，印度尼西亞最近引入了有關汽車能源效率的聯合國技術法規，而在非洲，加納率先制定并落實了家用電器標準。

　　第四個需要優先考慮的方面是鼓勵公私合作，例如，由政府、能源服務公司、公用事業單位和抵押貸款公司進行協作，為提高建筑物的能源效率提供資金。以中國為例，中國生產了全球70%的白熾燈，而如今，國家提供大量補貼鼓勵大家使用節能燈。

　　如果發展中國家及當地企業積極地提高能源生產率，它們將能降低能源成本，免受未來能源危機的影響，開創更具可持續性的發展之路。考慮到當前的金融動蕩，這樣的好處更是不容忽視。

　　作者簡介：

　　Diana Farrell 是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席，也是奧巴馬總統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撰寫此報告時，她任麥肯錫全球研究院院長。Jaana Remes 是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咨詢顧問。

　　注釋：

　　1此次研究開展于2008年后期的全球經濟衰退之前。在研究中，我們預測，到2020年全球 GDP 年均增長率為3.2%（中國年均增長率達到6.4%）以及平均油價為每桶50美元。重新審視數據及基本假設后，我們發現，全球經濟增長短期放緩對本文中的長期預測無甚影響。

　　本文譯自： “Promoting energy efficiency in the developing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