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語：處于快速工業化和體制轉軌中的中國，電價是被行政力量管制的突出例證。電價長期被低估降低了整個國民經濟用電成本，導致了需求的超常速增長，尤其是鼓勵了高耗能高排放以及重大浪費。而行政性壟斷越長，既得利益集團實力越大，對改革的阻礙也就越大。

   行政性限價，要么導致短缺，要么形成低效和嚴重浪費。人為貶低商品的價值，不是供給者退出，就是需求者不珍惜。無論是哪種情況，對市場經濟的均衡運行，都是破壞性的。中國行政機構對電價的管制，可說是這種破壞性的典型體現。 
   設想一下，要是哪天沒有了電，這世界會怎樣？電對現代文明是如此重要，因而被定性為“公用事業”。然而，不管是電的發明和最初應用，還是當前和今后的供給，無不是私人行為和市場力量的結果。 
   既然是一種市場化的私人行為，一切自然以價格變動為風向標。而真正的市場價格，不僅由成本決定，還取決于供求關系。正因如此，行政力量不管出于何種“善意”考慮去控制電價，到頭來，卻沒有哪一次不變成“惡果”的。 
   處于快速工業化和體制轉軌中的中國，電價是被行政力量管制的突出例證。電價長期被低估降低了整個國民經濟用電成本，導致了需求的超常速增長，尤其是鼓勵了高耗能高排放以及重大浪費。而行政性壟斷越長，既得利益集團實力越大，對改革的阻礙也就越大。電力部門因此也為公共輿論多年詬病。特別是，大量高效率民營資本難以進入電力生產和輸變電行業，而國有壟斷下的電力設施，不僅運轉效率低，還普遍存在嚴重的質量問題。在今年早春的雪災中，這一點暴露的夠充分了。 
   更成問題的是，由于中國煤炭行業集中度低以及多年來市場化取向改革的努力，使得對煤“限價”的行政管制只能是紙上談兵。所以，人們發現，盡管政府“限價”文件至少在今年就已發布了兩次，但實際情況是：“計劃煤”根本無“計劃”，極低的合同履約率使其形同虛設；有錢買不到煤，電廠采購人員滿世界跑，也難以扭轉電廠頻頻告急和停業的宿命；煤炭供給減少；“煤販子”活躍，但他們是一批按市場行情出價并有網絡的中間商，因而才能夠繞開“行政價格”找到煤。 
   行政性限價，要么導致短缺，要么形成低效和嚴重浪費。人為貶低商品的價值，不是供給者退出，就是需求者不珍惜。無論是哪種情況，對市場經濟的均衡運行，都是破壞性的。中國行政機構對電價的管制，可說是這種破壞性的典型體現。 
   實際上，任何形式的價格管制都只是一廂情愿，不可能成功。這一道理早已滲入人心，成了一種經濟常識。但令人迷惑的是，在一片反對價格管制的公共輿論聲中，為什么行政機構卻一如既往地熱心于“限價”，還能形成公共決策？這恐怕是需要人們認真對待和分析的。在我看來，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政府機構仍然未能擺正同市場的關系。將行政力量凌駕于市場之上，即使不能將此界定為傳統的“父愛主義”——理所當然地以為可以不分情況地過問、關心和干預一切，也是一種家長式威權意識。 
   二是公共政策的決策過程仍缺乏明確授權和有效監督，這突出了政府機構改革的嚴重滯后。盡管在諸如價格調整這樣的事情上，已經有了“聽證會”，但仍不免流于形式，遠不是公共政策的應有決策機制。況且，價格調整根本就不是行政機構的事。 
   三是，專司價格行政管理機構的存在。從中央到地方，這一行政機構層層存在的本身，就是價格機制市場化改革的最大障礙。 
   四是，高度國有壟斷產業的存在，既為價格管制提供了行政上的借口和方便，也是最強有力的支持力量。
   高度國有壟斷下，不論是何種產業和企業，本質上同屬行政序列，政府機構和國有企業也就同屬產品供給主體。既然是主體，自然就對產品有定價權和調價權——價格管制。對此，行政機構理直氣壯，似乎不如此，就是失職。而既得利益團體把持的國有壟斷產業和企業，也完全是從個體和小團體利益出發，在需要時，便強烈要求和支持價格管制，特別是對投入品的價格管制，以減輕成本，并掩蓋經營管理的無能和效率低下，或者確保既得利益。這種來自利益團體的影響和壓力，在行政政策出臺過程中決不可忽視。 
   五是，政府財政實力的大幅增強，特別是不受社會約束和監督的財政支出決策，為政府隨意實施價格管制提供了物質基礎。因為，財政補貼工具的隨意使用，成了實施價格管制的支撐性力量。 
   然而，殊不知，只要是市場經濟，政府便只是市場的拾遺補缺者。看家護院者怎么可以凌駕于主人之上呢？“宏觀調控”也只是政府對本身行為的檢點和調控而已。最主要的，作為現代信用貨幣發行權和財政收支的主體，政府應重點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為工具，來增減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經濟行為，以此來影響私人市場行為。其他任務，則完成是根據法律，擔負起監督市場主體行為合法性的責任。至于價格，因為是市場自由交換的結果，就更不是政府管理的事。否則，正如人們看到的，政府行政力量越摻和，越想主導，就越是導致價格機制扭曲，也就越是麻煩，只能是“理還亂”的惡性循環。 
   因此，如果人們不想陷入沒有電或缺電的恐慌中，就應形成更加強大的社會力量，更加快速并切實推動國有壟斷產業和企業的改革，重點打破行政性壟斷，放開對本土民營資本的種種限制；敦促建立政府財政收支決策的公共參與和監督體制的改革，抑制財政收支的隨意性；在加強對市場主體行為合法性監管的同時，考慮取消那些專司價格管理的行政機構。可能只有在這一過程中，才能加快價格機制的市場化進展，減少乃至最終消弭價格管制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