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煤價格調控的有形之手還是顯現了。

　　6月19日，國家發改委發布限制煤炭價格通知，自即日起至2008年年底，對全國發電用煤實施臨時價格干預措施，全國煤炭生產企業供發電用煤，包括重點合同電煤和非重點合同電煤，其出礦價(車板價)均以2008年6月19日實際結算價格為最高限價；臨時價格干預期間，煤炭生產企業供發電用煤出礦價(車板價)一律不得超過最高限價。

　　煤炭限價原因來自于電力行業虧損，2008年煤炭行業供給偏緊，造成了煤炭價格大幅的上漲，自年初以來，市場煤的價格上漲幅度在50%左右，造成了電力企業的生產成本急劇上升，電力行業出現了大面積虧損。隨著夏季用電高峰以及冬季取暖的未來預期，為保證電力的供應，也為了防止煤電價格輪番上漲，國家發改委上調電價的同時進行了煤炭限價。

　　電煤價格干預政策并非第一次。本月初，山東、陜西和湖南相繼在本省范圍內出臺對煤炭價格臨時措施干預政策，均要求七八九三個月內煤炭不漲價，以保證本省正常供電秩序。當時，業內對于這種非市場手段的價格干預政策反映不一，但普遍認為價格管制只能在短期內對通脹起到抑制作用，長期作用并不明顯，而且限價政策不可能波及到全國，可能只是個別地區調控電煤價格的一種臨時手段。

　　不過，形勢的發展還是差強人意。我們深刻理解限價政策的不得已：夏季用電高峰來臨、2008年奧運會用電，所以政府采取臨時性干預政策，希望短期內能夠緩解市場壓力。

　　當然，國家發改委此項價格干預具有法理依據。2005年底，在“2006年煤炭供需銜接會”上，國家發改委表示，在保持電煤價格總體穩定的前提下，取消發改委2004年出臺的電煤價格臨時性干預措施，由煤電雙方自主確定交易價格。

　　我們再來看看國家發改委2004年8月發布的《對部分地區電煤價格實行臨時性干預措施的通知》：對河南、安徽、山東、山西、陜西5個煤炭主產省的電煤價格實行臨時性干預措施，上述地區以當年5月底電煤實際結算車板價為基礎，在不超過±8%的幅度內，由煤炭企業和電企業協商確定價格。但是，實行價格干預的初衷并不理想，當年的電煤價格不僅沒有遏制，甚至出現了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煤荒”和“電荒”。

　　為了預防放開電煤價格后可能出現的異動，還是在“2006年煤炭供需銜接會”上，國家發改委表示，將建立電煤價格應急機制。如果市場電煤價格出現顯著上漲或有可能顯著上漲，政府將按照《價格法》有關規定，采取臨時干預措施。

　　這其實就為本次的價格干預埋下伏筆，但筆者難以揣測的是，難道四年后的今天，價格干預的行政手段會發揮藥到病除的療效。

　　我們必須看到，由于雙重價格體系的存在，煤炭價格市場化改革并未徹底完成，目前仍有近10億噸“計劃煤”，其價格大大低于“市場煤”，煤炭市場化改革應該進一步深入，而不應走回頭路。國家對煤炭價格進行限價干預，首先是扭曲了供求關系，短期內效果可能很好，電煤價格得到了控制，但市場上真正的供求關系卻無法體現。

　　雖然煤價太高，電廠受不了，但是煤價走高有其合理的因素。我國經濟發展正處在重化工業階段，能源消耗急劇增加，而在我國一次能源的消耗中煤炭就占了近70%的比例，對煤炭的需求會持續旺盛，而我國的煤炭生產和供應會受到運能限制，從而導致煤炭價格走高。

　　從運力狀況來看，煤炭供應仍將受到鐵路運力相對不足的瓶頸制約。我國跨省區煤炭調運量約占煤炭消耗總量的1／3，多年來鐵路部門一直把煤炭運輸作為重點，在運力增長有限的情況下煤炭運輸實現了較快增長，目前煤炭運輸占到鐵路貨運能力的45%以上，由此也造成與其他物資爭運力的矛盾愈加突出。2008年，大秦線、侯月線煤炭鐵路運力增量僅為7000萬噸左右，其他線路運力基本沒有增長，特別是增加鐵路直達華中、西南地區的煤炭運力比較困難。從總體上看，煤炭供應仍將受到鐵路運力相對不足的瓶頸制約。

　　石油價格不斷創新高，關聯能源的價格肯定同起共落。石油發熱值(1萬大卡／千克)僅為煤(7000大卡／千克)的1．5倍左右，而價格卻是煤價的6－7倍。在國際原油價格高企及全球能源消費重心轉移的背景下，國際煤炭價格上漲是必然趨勢。

　　其次，限價不易淘汰落后產能。國家應該通過優勝劣汰的方法來處理落后產能，煤炭限價，就相當于間接保護了落后產能。為了減少對環境的污染、減少廢氣排放，應該提高煤炭效率利用。從節約的角度，應該提高煤價，而不是反其道行之。況且現在煤炭價格仍然是不完全成本，環境治理、生產安全、企業退出等方面的成本并未計算在內，限價政策使價格水平與真實成本之間更扭曲。

　　再者，由于國內煤炭價格仍低于國際煤價，作為制造業大國，中國制造業出口的很大一部分產品是另外一種形態的煤炭，顯然限價政策的實施就是另一種對全球的價格補貼，我們以消耗本國資源、污染自身環境換來了價格補貼等諸多國際貿易爭端。

　　最后，從更深層次來看，煤價走高，電廠吃不消，這與我國電力體制弊端不無關系。目前我國能源體系中存在“市場煤”和“計劃電”之間的矛盾始終沒有得到妥善解決。忽視電力市場的供需信號，不盡快對電價體系進行改革，就會導致社會經濟效率低下，其真正的出路只能是深化電力體制改革。

　　筆者認為，無論以什么樣的行政手段來處理煤價問題，所能找到的只能是次優結果，而非最優結果。如果說，電煤限價是一種必然選擇，但是由此所產生的陣痛也是必須要承擔的結局。因為考量限價政策的邏輯非常簡單，通過壓低企業購買電煤的價格，在一定程度上阻滯了煤價飆升導致需求走軟這一正常市場機制所能發揮的作用。范思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