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我國經濟，最可怕的是滯脹，最該警惕的是滯脹！為此計，有關的宏觀調控目標和手段都有修正的必要。也就是說，宏觀調控目標，不應以單純壓低經濟增長率即防止過熱為主要目的，同時也要注意防止過冷。考慮到國有投資和市場化投資的不同特點和效益水平，以及 
我國的發展方向，必須嚴加控制政府投資和國有投資，而放松市場化投資管制，這樣一方面可以防止低效益甚至沒有效益的過熱，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市場的活力，不至于隨后陷入過冷，同時還借機推進了政府職能轉變和市場化改革，可謂一舉多得。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路高速增長。除１９９０年前后和１９９７年后的很短時間外，中國政府都是在為經濟過熱擔心，考慮的是如何控制經濟增長速度。尤其是在全球經濟低迷的時候，中國經濟依然保持強勁勢頭，不能不讓其他國家羨慕這幸福的煩惱。      
   中國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根本動力來自于中國人的財富欲望和與之相匹配的財富創造力。有了這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動力源，再加上中國廣闊的市場和日漸開放、規范的制度環境，中國經濟繼續維持相當長一段時期的高速增長都是完全可以預期的。既然日本、韓國這樣國內市場相對狹小、產業結構相對單調的國家都可以有２０年左右的高速增長，中國的增長為什么不能持續更長時間呢？而這也越來越成為世界的共識。所謂２１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不過是這種判斷順理成章的延伸而已。但與此同時，對于中國經濟，不管是外部還是內部也一直存在種種質疑，這些質疑不僅僅包括增長的速度，還包括增長的質量；不僅僅包括增長的內涵，還包括增長的效益；不僅僅包括增長的眼前，還包括增長的未來。而這一切，自然與中國的制度建設、環境變化分不開，也與中國政府的戰略取向和政策措施分不開。一般說來，戰略取向是沒有多大歧義的，中國政府近年來提出的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以及建立在此基礎之上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甚至節能減排降耗環保等等目標要求，即使在國際上也是得到了廣泛認可的。但是，對于中國經濟的形勢判斷，以及應該采取何種措施，卻存在著深刻分歧。      
   目前看來，中央政府最為擔心的是兩高，即高增長、高通脹。所以把２００８年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定在了普遍認為明顯偏低的８％的水平上，消費價格上漲也希望控制在４．８％以下。２００７年我國的ＧＤＰ增長率為１１．４％，現在一下調低了３．４個百分點，并不意味著政府就真的認為只能達到８％，而是為了防止經濟由過快轉向過熱，表明一下中央政府的態度而已，這點有關政府官員也不諱言。而物價的４．８％，也不意味著政府就是以為這是今年的“天花板”，而是要顯示控制物價的決心：今年物價上漲不能超過去年！目前以及可以預見的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的中國經濟政策，都將在這樣的基礎上制定出來。      
   假如我們認為“雙高”是中國經濟目前和今后的主要問題，那么宏觀調控的措施或許沒有太大問題。但是，有沒有另外的可能？即在今后的某個時間，出現低增長、高通脹？筆者認為，這種可能性是有的，并且從目前情況分析，可能性還比較大。      
   先看經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經歷了三個高速增長時期：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８８年，基本是兩位數左右的增長；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年則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一下降到４％左右，陷入低迷；１９９１年后，受鄧小平南方講話的推動，改革開放進入新的時期，經濟又進入１０％以上增長的高速通道；但１９９７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我國經濟再度跌落，回到８％左右；２００１年后開始新的增長周期，增長速度連年提高，直到２００７年達到了１１．４％，為１９９５年后的最高值。那么，２００８年以及此后能夠保持持續高速嗎？      
   從前幾個經濟增長周期來看，上世紀８０年代的高速增長維持了７年，１９９１年后的經濟增長也維持了７年，雖然導致增長周期中斷的原因有偶然性，但也不能完全歸結于非經濟或外部因素。尤其是１９９１年后的那波經濟增長，其結束實際上早在１９９３年后的那一輪完全采用計劃手段的宏觀調控中就已埋下了禍根，只是由于我們這個龐大經濟體自身的發展慣性又維持了兩三年，但速度已經逐步降低，到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內憂外患使中國經濟一下陷入低迷。相信很多人都還記得，１９９８年為了達到８％的增長目標，政府動用了多少非常規手段！追加發行國債增加投資不說，還要求９月份才定的項目當年就必須完成投資總額的一半，以至于有些基礎設施項目在冰天雪地中進行土方施工。而對外出口，居然要求先報關再出口，報關時間截止到１２月３１日２４點。但即使如此，那些大小領導依然沒有按照立下的“軍令狀”完成任務，當年增長只有７．８％。      
   本輪經濟增長已經持續了６年，還能高速多少年？目前來看，普遍預測走低。世界銀行１月８日發布的報告還預測中國經濟今年增長１０．８％，但旋即就在２月４日的報告中調低為９．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在１０％左右，摩根大通預測為１０．５％，雷曼兄弟也由９．８％調低為９．５％，渣打銀行則將對中國經濟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增長率預測分別由１０．５％、９％下調至９％、８．２％。而國內的有關機構和專家也多半預測增長率降低，廈門大學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２月２５日共同發布的《中國宏觀經濟形勢預測與分析》認為２００８年經濟增長為９．９３％，中國社科院２００７年１２月發布的報告認為２００８年經濟增長將有所回落，從其預測的２００７年的１１．６％降到２００８年的接近１１％。可見，或許對于降多少還有分歧，但共識卻是中國經濟將走低。      
   再看物價。與對經濟增長的預計相反，多半機構和專家都預測我國的物價上漲將加速或保持較高水平。廈門大學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模型分析預測２００８年ＣＰＩ指數將高達５．４２％，比上年高０．６２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雖然不愿做預測，但承認“面臨較大物價上漲壓力”。而２００８年前兩個月的ＣＰＩ指數更令人不輕松：１月７．１％，２月８．７％，為１９９６年５月份以來的新高。這有雪災等突發事件影響，也可能有貨幣供應增長的原因，但無疑敲響了高通脹的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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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擔心的是，一旦低增長、高通脹并存，中國經濟將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機。高增長低通脹當然好，如２００６年以前；高增長、高通脹能對付，如１９９３年以后；甚至低增長低通脹也還可以忍受，如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但假如遇到低增長高通脹，或稱滯脹，則會引發一系列經濟乃至社會問題。根據目前我國情況，經濟增長在７％上下，物價上漲在５％左右，就可認為是低增長高通脹，很多問題就將難以應付。而２００８年下半年以后，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還很大。      
   筆者認為，我國經濟，最可怕的是滯脹，最該警惕的是滯脹！為此計，有關的宏觀調控目標和手段都有修正的必要。也就是說，宏觀調控目標，不應以單純壓低經濟增長率即防止過熱為主要目的，同時也要注意防止過冷。因此從手段上來說，就應更多地選擇市場手段而非行政手段。假如還像１９９３年后那輪宏觀調控那樣主要用行政手段控制信貸、投資，則可能重蹈以往管住了投資卻也扭曲了市場因而憋死了經濟的覆轍。考慮到國有投資和市場化投資的不同特點和效益水平，以及我國的發展方向，必須嚴加控制政府投資和國有投資，而放松市場化投資管制，這樣一方面可以防止低效益甚至沒有效益的過熱，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市場的活力，不至于隨后陷入過冷，同時還借機推進了政府職能轉變和市場化改革，可謂一舉多得。而控制物價上漲水平，也不應一味利用行政手段壓制物價，因為目前的物價上漲，也有相當成本推動因素，單靠壓是壓不住的，如果壓崩了，行政手段失靈則可能演變為惡性通貨膨脹，因而必須有堵有疏。一方面順應市場，逐步釋放上漲壓力，不能把方便面之類商品都由中央政府實行價格管制；另一方面要加快壟斷部門的改革、開放，引入競爭，從而降低重要基礎性產品和服務的價格，以降低總體的物價水平。如此一來，方可能建立市場化的價格形成機制，為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奠定基礎。      
   同時應該強調的是，嚴控政府和國有投資，在防止非理性過熱和降低物價上漲壓力方面都有重要意義。雖然從統計上看來，國有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從１９９５年前后的５０％以上降到了現在的三分之一左右，但實際上股份制經濟中也有相當部分是國有控股，因而國有投資在我國固定資產投資中仍占主導地位。而民營投資雖增長很快，但受到極大局限，包括市場準入方面的限制，短時期內難撐大局。外商投資則由于多方面原因難有大的突破，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比重由１９９４年的１７％下降到了２００７年的不到５％。這種不合理的投資結構既會推動非理性過熱，也會加重通脹壓力，同時還是導致可能的滯脹的最大隱患。      
   眼前看來，或許滯脹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如假宏觀調控之名繼續擴張看得見的手，卻又不能對政府行為和國有投資進行有效約束，則毫無疑問會增大滯脹的概率，給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難以想象的不良影響。 (商務部研究院 馬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