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方水土養育的人群，上海人有其人文“基因”上“奉令惟謹”、不愿冒險的歷史弱項。在上海成為計劃經濟尤其是工商業重鎮的年代，這種不善開拓而長于奉命管理的文化有了充分發揮的新空間，這種消極狀態的正面效應是為上海育成了中國一流的近代化管理人才和管理文化，代價是窒息了以破舊立新、敢為人先、冒險開拓、拼搏進取為要求的創新文化。

　　上海作為日趨國際化的大都市而多“白領”、少“首領”的話題，近日重又受到關注，不禁令人感慨系之。早在五六年前，滬上的輿論和媒體即已討論過這一社會現象的本質和來龍去脈。而今重提，不知是時光前行遲慢呢，還是物是人非而認舊為新？

　　所謂白領，指企業事業中高層管理人員；而首領，泛指創業領袖人物和企業家。說實話，上海人的確喜做高管，善做高管，而不樂于、不敢于、不善于做首領。回看改革開放三十年，上海屹立不倒的企業、創業首領能有幾人？在全國知名能與張瑞敏、王石等比肩者一個都沒有。而服務于中外大企業的白領，從研發、營銷、人事等類中高管理人員到副董、副總乃至總經理的上海高管則多如過江之鯽，數以十萬計。這里確實存在問題。

　　問題之一，上海人比較缺乏艱苦奮斗和大膽創新精神，比較缺乏陽剛壯烈情懷。這有可能使族群生命力弱化；問題之二，上海作為中國經濟增長極的原始動力和競爭力被弱化。人是生產力三要素中最活躍的關鍵因素，如果善于創造的人、高知識、高智商的人都去做聽人指揮的、為人管家的管理人員而不想冒險出頭開出一片新天地，那么，作為個體的創業、創新、創造者和最活躍的生產力開拓者就大大減少了，能獲得成功的首領人物自然也大大減少了。于是后續的問題被關注了：上海的發展原始動力和核心競爭力還會大而強嗎？上海缺人才，上海創新能力不足。光有各種各樣引進、培育、優撫人才的措施和創新增加資源投入顯然是不夠的，據筆者的觀察，分析問題的思路，解決問題的辦法，還要從上海歷史和現實的深層面去尋找原因、依據和機理。

　　作為一方水土養育的人群，上海人有其人文“基因”上的歷史弱項。不妨看看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代中外人物對上海人的評語：上海英租界首任總督到滬后發現，“上海人，幾乎是跟廣東人完全不同的種族，……廣東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溫文爾雅；南方人是過激派，吳人是穩健派。自古以來，上海人一直是順從當權的地方政府的，而廣東呢，卻隨時在醞釀著政治陰謀和叛變。”“中國的這一部分的老百姓，生性息事寧人，相當膽小”。蘇松太道吳熙說“本地民習刁而不蠻，紳紟亦少巨擘。即二三辦公董事，不過傳令簽答，奉令惟謹而已，亦無杰出人才”。而正宗上海本地文化人秦榮光也自責道，“民情最好唯吾邑，一任官貪吏逞雄。”究其原因種種，或許是上海僻處海隅，水土豐沃，太平天國之前從無天災兵禍，只要勤勉，即可過溫飽生活，因而無所他求、不想冒險他就。李鴻章建輪船招商局，先是找了上海本地船商朱某兄弟籌辦，兩人不愿帶頭掏錢投資，說穿了不敢冒險做“現代航運”，兩年過去，一事無成。結果找到廣東富商徐潤、唐廷樞，兩人說干就干，不僅投入自己全部家當，而且動員族人、親朋共同投資，奮斗數年，終臻于成。結果輪船招商局作為中國第一個現代化民族航運企業存續至今。每讀至此，不勝欷噓。

　　來源：上海證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