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外貿風向標的廣東省，其5月的外貿進出口跌幅并未縮小反而繼續擴大，不僅同比下降了22.1%，環比更是下降了2.5%。

　　7月4日，分管外經貿工作的廣東省副省長萬慶良在“全球智庫峰會”上坦言：“廣東在過去30年吸收外資的優惠政策、土地、勞動力、資源等低成本競爭優勢已不復存在，而廣東當地粗放型經濟發展的方式、招商方式和產業布局沒有根本改變。”

　　“不復存在”與“沒有根本改變”的用詞不僅彰顯了廣東地方政府官員的“憂患意識”，也反映出廣東經濟面臨“青黃不接”的現實困境。

　　高外貿依存經濟“難以為繼”

　　中國制造看廣東，這曾是令廣東引以為傲的提法，而如今卻被視為“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佐證。廣東的高外貿依存經濟在金融危機中處于被動的局面，甚至可以說中國外貿經濟的雙位數負增長拖住了經濟增長的“后腿”。

　　過度依賴外貿成為廣東經濟發展中的顯著特征。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對此已經頗為著急：“廣東外經貿依存度很高，達到155%，而全國的外經貿依存度只是60%。廣東有這種特殊情況，(因而)困難特別大。”

　　事實上，出現如此高的外貿依存度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在長達三十年的外向型經濟發展過程中，通過低成本的政策、土地、勞動力、資源等比較優勢，廣東的外向型經濟得到蓬勃繁榮。

　　6月28日，在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舉行的“珠三角經濟發展論壇”上，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直言這種模式是不可延續的，他坦言：“為了促進經濟增長，為了促進外向型經濟的發展，30年來，廣東省在政策上實行了一系列的‘傾斜’政策。對于外資在稅收上是優惠的，貸款也是優惠的，地價是低的，勞動成本是低的。造成了經濟失衡，這是很難延續的。”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在珠三角采訪了解到，面對全球經濟形勢，大量私營企業主寄希望于國家和地方政府施以援手，例如希望商務部調整出口退稅率，希望地方政府出面協調降低工業用房租金，暫緩繳納員工的社保金等等。對于“政策、土地、勞動力”的“優惠”渴求成為不少私營業主的“慣性思維”。

　　一位廣東省政府智囊告訴記者，自去年以來，包括廣東在內的多個省份多次“上書”請求國家有關部門，要求從穩定社會的大局考慮，給予包括調整出口退稅率等方面的“政策”支持。然而，這樣的方式只能起到“救急”的效果。

　　張曙光對《中國經濟周刊》坦言：“金融危機以來，商務部7次調整出口退稅，但是調整出口退稅后外商馬上將出口產品價格壓低，將出口退稅作為利潤拿走，這等于說在用我國財政補貼外國采購商。”

　　廣東省副省長萬慶良認為，“讓利”的想法依然是基于“粗放型經濟發展”的思維，用“優惠”來吸引投資的傳統招商方式依然存在，“沒有根本改變”。然而，一些數據和研究卻表明倘若不進行發展模式變革，廣東高外貿依存經濟將缺乏可持續性。

　　廣東“制造”優勢日漸弱化

　　羅蘭·貝格管理咨詢公司執行合伙人徐滬初，曾為廣東省政府及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咨詢，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從這次的經濟危機中我們發現，很多的企業是建立在微利的基礎上搞大規模的加工貿易制造。為了改變這樣的局面，廣東省政府已經規劃要把珠三角打造成以工業設計、創造和研發為核心的全國性的基地。”

　　近幾年來，珠三角制造業正面臨著來自于政府的“改革”壓力。最明顯的例子是廣東省政府提出了“雙轉移”，即“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以及“騰籠換鳥”的產業布局思路，其目的是讓“傳統粗放經濟”搬出珠三角，而把具有“設計、創造、研發”屬性的產業引入珠三角。

　　一位廣東省政府智囊告訴記者，之所以能夠提出這樣的戰略構思與其說是自愿的，還不如說是被迫的。2003年之后，珠三角企業外遷長三角、2005年集中爆發珠三角“民工荒”，都已經明示廣東這樣一個事實，廣東制造的比較優勢正在日漸弱化，珠三角地區必須擺脫傳統且粗放的經濟增長模式。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王珺多年從事廣東產業經濟研究，并為政府提供政策建議，他告訴記者：“2003年東莞出現了臺商企業向江蘇昆山轉移，這種轉移被看成東莞的環境不如昆山好。而2005年開始，廣東特別是珠三角部分企業出現了勞動力短缺，最顯著的原因就是長三角的工資水平稍微高于珠三角。”

　　“不進則退”成為了一個現實問題，與改革初期相比，珠三角正面臨長三角的崛起和環渤海興起的挑戰。“我們曾分析國家統計的39個行業。1997年廣東在全國都有優勢的行業大概是14個，2006年珠三角地區在全國都有優勢的行業下降到了10個，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企業下降很快，這說明勞動力替代性很強，各個地區的崛起使廣東的市場份額在慢慢的收縮，”王珺這樣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服務業GDP占比仍然低

　　“三十年相當于一代人的時間，我們的企業還停留在貼牌和做簡單的加工，這也是不正常的情況，”美國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學院終身教授黃亞生告訴《中國經濟周刊》。

　　黃亞生長期從事中國、印度之間經濟增長模式的比較，他發現制度缺失是導致服務業難挑經濟大梁的重要原因。

　　張曙光也認為，廣東珠三角依靠外貿經濟的發展模式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其中一個就是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失衡，服務業增加值的比例還沒有一般低收入國家的水平高。截至目前，服務業占GDP比重依然是40%，而印度該項數據已經達到了56%。

　　今年五月，廣東省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至4月，雖然工業增加值僅增長2.5%，但服務業增加值增長11.0%。服務業在GDP比重占到了46.9%，同比提高了2.8%，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上年同期的38.3%上升為76.0%。

　　對于這樣的數據變化，王珺卻認為，在此輪的金融危機中，廣東的服務業增長率“看似”上來了，廣東的制造業增長率“看似”下去了。但這僅僅是數學現象，并不能反應經濟調整的真實情況。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記者在走訪珠三角的時候了解到，由于長久以來勞動力價格“過于廉價”，而中小企業從銀行獲得必要的信貸支持的成本“過于昂貴”，私營業主不愿意實現“工人向機器”的跨越，致使廣東經濟無法完成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的轉變。

　　黃亞生認為，轉型和升級往往需要動力和壓力，政府應該更多地做好服務而不是裁判哪些行業應該轉移，畢竟傳統產業也需要升級的空間。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在廣東采訪時了解到，大量中小私營企業主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融資難，而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企業放棄了貸款購買先進機器設備、投入研發、樹立品牌等方式發展企業的念頭，而較為廉價的手工勞動力反而變得更具優勢了。

　　張曙光坦言，目前服務業的準入門檻確實很高，發展就相對慢了。求解廣東等出口導向型省市過度依賴進出口貿易的關鍵是，國家有關部門應該放寬對于生產型服務業和生活型服務業的各類管制，其中就包括銀行、保險、信托在內的金融服務業。這既能解決目前廣東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同時能夠解決大量就業的問題。來源：中國經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