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郭懷英，在北京聯合論壇會上，做了我國制造業就業的總體趨勢判斷的講演，其主要內容如下： 

一、從國際比較看，就業增長還有很大潛力 

   結構偏離度是指某一行業的就業比重與增加值比重之差的絕對值。一般來說，結構偏離度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結構正偏離的行業存在勞動力轉出的可能性，而結構負偏離的行業則存在勞動力轉入的可能性。根據2004年《中國統計年鑒》的資料，我國2003年的人均GDP為9105元/人（當年價），折算為1980年美元為722美元。按照國際上通用的內插法計算，722美元對應的產出比重和就業比重分別為15.7和12.8，而我國2003年制造業實際的產出和2002年勞動力比重分別為39.9%和11.3%。顯然，與國際標準模式相比，我國產出比重明顯偏高，就業比重明顯偏低，我國制造業的結構偏離度偏高。這一方面說明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未被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也說明了隨著工業化的繼續推進，制造業部門結構偏離度下降的趨勢會停止，部門就業彈性有可能上升，制造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會有較大改善，由此可見，我國制造業就業還沒有達到高點，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就業絕對量和相對量都存在上升的潛力。 

二、未來5年制造業就業將呈現快速上升勢頭 

   從經歷的時間和就業數量看，我國提前經歷了發達國家在后工業化時代的經歷，但從到達的程度和水平看，我國制造業就業水平處于一個非常初級的發展階段上。在過去長達20多年的計劃經濟體制和特殊的國際環境下，我們實行了一種趕超式的片面的工業化戰略，形成了有別于其他國家的特殊國情，即特殊的體制和特殊的產業結構格局。1995－2001年制造業就業的深幅調整，是我們計劃經濟體制轉軌、結構調整、國有企業轉制不得不經歷的陣痛，這一調整并不代表今后隨著工業化的推進，制造業就業仍將延續以前的下降趨勢。應該說，過去體制和結構調整造成的就業釋放能量已經基本消化完畢，在新的國際環境和市場經濟條件下，近期有可能出現恢復性增長和新的變動趨勢。 

   隨著制造業景氣回升和效益提高，農村外出務工勞動力的繼續增加，未來5年我國制造業就業走勢將延續2001、2002年以來的上升勢頭。 

三、趨勢性下降的拐點將在2010年左右出現  

1、現階段技術進步對就業的消極影響大于積極影響  

   2020年前，產業結構的主體一直處于重化工業階段，工業化路徑選擇偏離了要素稟賦的方向。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工業化過程中所使用的機械設備大多借用了發達國家的技術，有些是直接從發達國家進口的，存在著與我國勞動力資源適應性差、與市場規模相比生產能力過剩等問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實踐表明，一個國家開始工業化的時間越晚，借用技術的資本利用、勞動節約的程度就越高。我國從工業化初期就采用促進高資本密集的重化工業發展政策，又加重了這一趨勢。 

2、資本深化降低了制造業就業增長的空間  

   從發展趨勢看，我國制造業領域的資本深化一直在進行，上世紀80年代后走上一條迅速資本深化的路子，投資的高增長并沒有帶來就業的高增長。由于人員工資的增長提高了企業的生產成本，同時實際利息率不高，資金使用價格偏低，造成企業特別是大企業加速用資本替代勞動。1981年工業部門國有、集體和大中型企業的資本勞動比分別為0.8、12.62、-0.01，1996年迅速上升到30.88、23.09、23.65，年均增長率分別是15%、16%和13%。從長期看，資本對勞動的替代作用的加強，使得就業量的增長必然慢于資本的增長。  

3、產業轉移導致的就業調整減弱就業增長的動力  

   過去西部的產業結構偏重，主導產業與本區域內在其它產業聯系較少，對于區域經濟的帶動作用不強。由于全國制造業的生產能力和銷售收入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全國市場一體化、信息化和國際化使中西部制造業已經不允許其再經歷工業化發展的典型演進次序。預計，未來西部地區，以農產品為原料和以非農產品為原料的輕工業將獲得較快發展，并帶動一定規模的就業上升。  

   未來20年既是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也是矛盾集中凸現期。我們現在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高投資率、高儲蓄率拉動，匯率是否升值面臨兩難選擇，金融體制改革進展緩慢，金融作為經濟的核心，在更加開放的市場環境下，未來無論在那個環節上出現問題，將引發經濟全局性的連鎖反應。同時前期制造業就業恢復性上漲效應消失，必然會在2010年左右出現回調。  

   基于以上分析，研究所課題組認為： 2006年擴大消費的工作重點應是增加即期收入、引導支出預期、改善消費環境。由于消費率，特別是居民消費率總體明顯偏低的結構性原因，需要歷史性提升，明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增長率應該為15%（假設通脹率為1%，），其中居民消費比重應該提高3個百分點。  

   （一）增加即期收入的工作重點應放在中小企業貸款、大學生就業、價格上漲結構調整以及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首先,應扭轉目前針對中小企業的歧視性貸款規定，鼓勵地方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通過較為充足的資金支持來促進就業的發展。其次,對大學生就業問題要更加重視，采取措施鼓勵畢業生回家鄉工作，并出臺更寬松的有利于自主創業的政策。要繼續扶持糧價，確保農民種糧收入穩中有升，同時化解生產資料價格上漲因素，穩定農業生產資料價格。要根據實際生活水平適度調高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擴大低收入人群的基本消費。  

   （二）引導支出預期的工作重點應放在教育收費、節約型社會建設、社會保障以及穩定人民幣匯率預期等方面。首先，要切實貫徹義務教育方針，盡快取消義務教育階段的一切收費項目，而由中央財政負擔。其次,在適時適度上調生活資料價格的同時，要按照加快建設節約型社會的總要求，推廣節約型消費模式，降低居民的基本生活成本，緩解未來基本生活支出持續上漲預期。率先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在城鎮和有條件的農村地區建立人人享有社會保障制度，穩定未來養老、醫療支出預期。要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穩健發展匯率遠期交易，穩定人民幣匯率變動預期。  

   （三）改善消費環境的工作重點應放在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市場調控、整頓市場秩序等方面。首先,應繼續推進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重點完成農村電網改造、電信網路鋪設、公共醫療設施投入三個方面的工作。其次,房地產市場調控的主要環節應包括：嚴格控制高檔住宅的審批，規范經濟適用房購置權的發放，有效監管房地產中介市場，加大公房投入市場的力度，加快廉租房建設。整頓市場秩序要從糾正政府自身行為著手，取消針對小排量節能型汽車的歧視性限制，促進工商管理部門依法行政、嚴格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