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機床、紡織行業的先進設備70%需要進口，集成電路設備的90%、高端醫療設備95%以上靠進口，光纖設備和電視機、手機的“心臟”幾乎全部是進口……

　　相對應的是，中國研發經費投入占GDP的比重從1.3%增長到1.8%，盡管這還是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的“十一五”未完成的三個指標之一，但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的代表委員們均表示，我國科技創新能力差，不只是因為“差錢”。

　　“造成這種現狀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目前科技創新所依托的科研投入機制和科技成果評價體系已成為阻礙科技創新的桎梏。”中國船舶重工集團公司總工程師、第七二五研究所所長孫建科代表一言以蔽之。

　　科研是為了向政府“交差”？

　　“如果把科研經費比作種子，那么合理的方式應該是把種子播種下去，大家經過精耕細作，收獲果實，而現在，當‘種子’集中到一小部分人手上，比他們所需要的糧食還多的時候，”孫建科問，“誰還愿意去耕種？”

　　他說，由政府主導的科研項目，往往集中到重點大專院校、科研院所身上。而目前絕大多數國家級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對科研經費使用的管理，仍沿用長期以來的傳統模式，即對科研人員給予極大的直接“激勵”，對項目申請到的經費直接給予個人提成，有些單位達到20%—40%，同時對項目“完成”后結余經費再給予高比例的提成。

　　而對這筆來源于政府的科研經費，政府的監管又遠遠跟不上，往往唯項目、論文、專利和獎項論成敗。

　　“這樣的評價體系必然引導科研人員多爭取科研經費多提成，多編寫論文多報獎，不重視科研對經濟社會發展及產業的貢獻。”他說，目前有相當數量的科研項目從立項之初就沒有盯著市場需求，在研發過程中也不關注未來的應用轉化和市場貢獻，而是重復申報項目、重復申請經費，導致科研低水平重復。近幾年，大家開始重視申請專利，但大部分并不是以轉化為目的或市場需求為考慮，而是為了交差或報獎。

　　“院所、高校的考核跟著政府走，科研人員跟著政府和單位評價指引走，長期下去不僅會浪費科研經費，更加可惜的是浪費人才和錯失發展機會。”孫建科擔心。

　　把應用技術的評價交給市場？

　　“應改革目前的科研經費投入，將政府主導的投入機制，改變為政府激勵企業直接投入科研創新的企業主導投入機制。”

　　孫建科建議，自然科學和共性技術研究項目由國家支持，應用科學則交由企業來主導，“也避免了現在各種項目一刀切的評價方法，搞自然科學研究的人能安心做學問，應用科學領域的人也不必再追求論文數量”。

　　在孫建科的設想中，原來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研力量仍可以成為國家科技創新的主力軍，他們只需要直接為企業服務，科技人員直接申請企業研發項目經費，并對企業出資負責，由企業來考核創新成果，政府只管優化政策激勵，不直接負責花錢。

　　對于目前國家以項目形式推進“產學研”的做法，孫建科認為，其是否能達到預期目標值得打個問號。“大的資源配置導向沒變，怎么能結合得起來？”他說，“企業從國家要來的錢沒有任何成本和代價，它的創新動力何來？如果國家以稅收優惠的形式將這筆錢給企業，或者以參股或股權融資的方式予以支持，企業拿自己的錢做研發，當然會注重監管和效果，效果會很不一樣。”

　　孫建科的觀點得到上海復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郭廣昌代表的認同。“我在上一屆當政協委員的時候就提過這個建議。美國的蘋果或微軟，哪個是靠行政力量扶持出來的？是市場的壓力逼著他們不斷創新，才會出現你追我趕的勢頭。”

　　“研究院所應該是一個服務機構，為企業服務。一次分配的效率肯定高于二次分配，所以國家應該直接支持企業，讓其回歸創新主體地位。”他說。

　　產學研結合能把企業推上主體地位嗎？

　　東華大學經濟發展與合作研究所所長嚴誠忠代表卻持不同意見。“在我國目前這種狀況下，沒有政府主導是不可能的。比如很多項目不是國家的重點發展方向，企業如果一哄而上的話怎么辦？”

　　他認為，目前的產學研結合是正確的發展方向，之所以進展不太順利，是因為各方利益難以協調，“應該加強政府的引導和協調作用，推進‘政產學研’的結合”。

　　山東省濟寧市市長、原任科技部政策體制改革司司長的梅永紅則認為，孫建科的這一觀點太過絕對。

　　“許多國家的重大科技工程都是政府行為，比如美國的曼哈頓工程、信息高速公路，以及現在正在發展的新能源等等，不是所有的應用科學項目都交給企業。”

　　在他看來，當前“產學研”結合的方向是對的，而保證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需要各種社會制度的配套改革。“這里的企業首先要是真正意義上具備市場行為的企業，而目前我國大量壟斷性企業顯然不屬這個范疇，它們還需要一段時間實現轉變。有競爭才會有創新動力，在一個不充分競爭的市場中，企業當然只追求短期利益，因為它沒有壓力，那么多國企投資房地產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不過，他也認為，國家確實應該減少對企業的直接項目扶持，改成以政府采購、稅收減免等政策的間接支持。“我國的企業成為‘關注創新’的主體是短短幾年內的事，我們需要為其創造更多條件，但大家也應該給他們時間，不能簡單地與國外公司作比較。”梅永紅說，“我們需要蘋果這樣的公司，但這要有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