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界廣泛關注的中國《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兩稅合并草案》中，內外資企業的所得稅率將統一為25%。參照國際通行做法，該草案體現了“四個統一”原則：即內外資企業適用統一的企業所得稅法，統一并適當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統一和規范稅前扣除辦法和標準，統一稅收優惠政策，實行“產業優惠為主、區域優惠為輔”的新稅收優惠體系。
   正所謂好事多磨，《兩稅合并草案》在2006年一波三折后最終還是趕上了年終歲尾的“末班車”，這不僅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開始由單純重“量”向“質、量”并重轉變的一個利好，對于扭轉中國目前FDI（外商直接投資）中的“人為扭曲”也具有重要意義。
   從進入21世紀的這幾年來看，中國外資來源地中出現了這樣一種怪現象，諸如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這樣的島國開始成為中國的重要外資來源地。這些地區既不是香港這樣與中國內地經濟有天然聯系的國際金融中心，也不是美國和英國這樣的傳統資本輸出國家。它們成為中國主要外資來源地的答案只有一個，中國內地民企在“轉換身份”，以便享受外資稅收優惠。
   不過必須看到的是，即使內外資所得稅統一以后，也只是從國家層面上實現了國內資本和海外資本的統一稅收國民待遇，而中國的公平市場建設的目標依然任重道遠，其他除稅收優惠以外的各種不同性質資本間的“超國民待遇”差異也不容忽視。比如，國資、外資、民資在行業市場準入上的差異，一些地方本地企業和外來資本、產品間的實際待遇差距，等等。
   回看中國的外資稅收優惠政策之所以產生諸多超乎想像的負面影響，一些地方政府的“盲目招商引資饑渴癥”所起的推波助瀾作用不容忽視。地區發展不均衡的國情，決定了各種不同“超國民待遇”現象早已超越稅收和內外資身份的范圍，呈現出五花八門的地區特征。近期頻見報端的河南沁陽投資5000萬元享“超國民待遇”就是個很具幽默性的“盲目招商引資饑渴癥”的例子。沁陽市政府為了招商引資，居然發文規定“依法注冊，且固定資產投資在5000萬元以上的法定代表人（委托人），或年納稅500萬元以上企業的法定代表人”，享受包括娛樂場所消費不接受公安機關檢查、車輛違法不罰款不扣證等12項“超國民待遇”。
   兩稅合并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經濟自信度不斷提高的一個體現，也是完善公平市場建設的一個開端。可以預見，對于越來越自信的中國市場經濟而言，平等、競爭、法制、開放的市場經濟精髓必將不斷得到釋放和顯現。